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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記憶中，英國所轄耶路撒冷的最後一個夏天就是這樣：從綿延的山坡上蔓延開來的一座城市。並非一座真正的城市，因為居住區全被薊草和碎石分割得七零八落。英國裝甲車有時停在街道拐角，它的掩體幾乎關閉了，就像強光照得人眼睛無法睜開。裝甲車上的機關槍正對著前方，就像伸出的手指：就是你！
黎明時分，男孩子們會出去把地下組織的標語貼在牆上和路燈杆上。星期六下午，客人們會在我們家後院喋喋不休地爭論，喝著一杯杯滾燙的熱茶，吃著媽媽做的餅乾。（我會幫她在柔軟的麵糰上刻上星星和花樣。）在爭論過程中，客人們和我父母都會使用迫害、滅絕、救贖、情報人員、遺產、非法移民、圍困、示威、哈吉·阿明12、極端主義者、基布茲、白皮書、哈迦納13、自我剋制、定居點、匪幫、世界良知、暴亂、抗議、非法移民等詞。偶爾，會有一位客人，通常是一言不發的一位客人，他瘦骨嶙峋、面色蒼白，顫抖的手指間夾著香菸，襯衣釦子一直扣到脖頸，口袋裡裝滿了筆記本和紙條，他會情不自禁地迸發出禮貌的火氣，大喊“像送去屠宰的羔羊”、“受保護的猶太人”之類的話，接著他會急急忙忙地加上一句，像是要糾正錯誤的表達：“但是我們絕不讓自己四分五裂，天理不容，我們在同一條船上。”
樓頂空蕩蕩的洗衣房裡裝上了洗臉池和電燈，從柏林來的裁縫拉扎魯斯先生搬了進去。他個頭矮小，點頭哈腰，不住地眨著眼睛，即使是在盛夏，他也總是穿一件破舊的灰西裝和馬甲。脖子上掛著一根綠色捲尺，像條項鍊。據說，他的妻子和女兒都讓希特勒給殺了。而拉扎魯斯先生又是怎樣活下來的呢？有種種猜測。種種傳聞。莫衷一是。我自己也琢磨不透：他們知道什麼？畢竟，拉扎魯斯先生本人從來沒有講過那邊究竟發生過什麼。他在門口掛了塊紙牌，上面一半寫著德文，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另一半是他讓我媽媽用希伯來文給他寫下的“柏林高階裁縫和剪裁師。承做各種活計。式樣翻新。款式新穎。價格合理。保證信譽。”過了一兩天，有人把寫著德文的那一半撕了下去：我們無法忍受在這裡使用劊子手的語言。
爸爸從箱子底找出一件開襟毛線衣，送我到樓頂，有勞拉扎魯斯先生把釦子換掉，把接縫縫得結實些。“其實，就是件破衣服，也許穿不著了，”爸爸說，“可他在上頭似乎餓著要吃麵包，施捨總是讓人不快。因此把這件衣服拿過去。他可以換換扣子。掙幾個皮阿斯特。讓他感到自己在這裡受人欣賞。”
我媽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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