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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哪裡來”。但在中國的倫理框架下，並沒有多少作家願意或者說有勇氣探究這些秘密，《紅高粱》扯塊“家族史”的幌子，已經算難得了。回想一下當年電影院裡令人激動的那些場景，我們就會知道，這樣充滿荷爾蒙和情慾的敘事絕非偶然。最蓬勃的生命力，最理直氣壯的情慾，最張揚的色彩，最狂歡的表達，在觀眾和影片細節所達成的每一次交流的默契裡，已經暗示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慾望時代的來臨。那些重新合法化的物慾和情慾並非歷史的場景，而是一個時代心態的真實摹寫。在這個意義上，《紅高粱》與十七年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一樣，同樣是最具政治意義、最吻合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字。
這是《紅高粱》被讀者接受且被影片定格的基調。但我卻驚訝地發現，二十多年後的這次重讀，是一次冰涼的相遇，它遠沒有我記憶中的那麼焦躁和熾熱。它是幽深的，迷茫的，甚至是憂鬱和詩意的。它同時具有文和野的兩個方面，或者說，它的蠻力與激情之後，隱藏著對於戰爭、死亡與人性的詩意表達。只是這一面，在文學史和批評史的敘事裡被輕輕抹去了。也許是對於50~70年代革命歷史敘事太過不滿，當時的評論家有一種經典化的急迫，而這種急迫表現在放大莫言與以往敘事不同的方面，比如狂歡化的“民間”立場，比如拉美風的魔幻主義，卻有意或無意地遺忘和疏漏了另一個重要傳統——來自俄羅斯和前蘇聯人道主義的戰爭敘事。莫言在回憶《紅高粱》的創作動因時曾說，他想寫戰爭中的人和人性，把戰爭當成“人類靈魂的實驗室”，其心中的典範是前蘇聯電影《第四十一》。這種人道主義的戰爭敘述，本來亦足以構成反叛的因素，只是在當時，在更為新鮮時髦的話語面前，批評界對此集體沉默，這足以看出那個時代人們追新求異的急切。而莫言自己也說，他曾按批評的方向自覺調整自己的寫作，比如更魔幻一點。這種時髦話題有多大程度上壓倒了文字本身？魔幻主義有沒有限制和抹殺了莫言的另一種可能性？為什麼他後來會更多地向漢語寫作自身的傳統後撤？批評總是不斷迎合“當下”的需求，卻忘記了這種“當下”總有一天也會變成歷史。一個作家的寫作史，某種程度上也是與批評家不斷妥協和較勁的歷史。但不管怎樣，批評與寫作這種合謀與互動總比兩不相干要好，而在這樣的情況下竟然能寫出如此優秀的作品，這不得不歸結於莫言天賦的才華。我是說，莫言不可思議地找到了自己個性化的表達方式，他的既肉感又靈性、既粗糲又細膩、既熾熱又蒼涼、既蠻野又優美的“狂歡化”文體，開創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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