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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伊藤博文是宮內卿，還沒有組閣。相當於總理的是太政大臣，由公爵三條實美擔任。但是，真正的實權者是伊藤，這是人人皆知的。
廢除太政官制是在當年的十二月，同時組成了第一屆內閣。被任命為第一任總理大臣的，自然就是伊藤博文。
日本派出最高實權者伊藤博文，清廷也以最高實權者李鴻章相迎。談判在直隸總督所在地天津舉行。
駐中國的日本公使榎本武揚自然要擔當伊藤、西鄉兩代表的助手。這時期，日本國內的領導集團分為軟、硬兩派。伊藤博文、井上馨近於和平派，黑田清隆最為強硬，駐北京的榎本武揚也屬於強硬派。
輔佐清方首席代表李鴻章的是吳大瀓和續昌兩人。袁世凱在家悄悄地等待著“飛電”——他認為會委任他為談判委員，讓他參加會談的電報很快就能飛來。但是，李鴻章認為，在這個關鍵時刻，袁世凱不拋頭露面為好，因為日本方面的怨氣正集中在他一人身上。
駐日本的中國公使徐承祖在密電中也提到：“日廷擬請懲辦駐韓諸華將。”
這封電報報告了東京的政治空氣。日本代表團怒氣衝衝地來到中國，如果把指揮“諸華將”的袁世凱擺在談判桌上，只會是火上澆油。
袁世凱在項城等了又等，始終沒有“飛電”傳來。
“即使我不去，那批材料也肯定會派上用場。”他只好以此來自我安慰。
在天津的談判，自4月3日起，到16日止，進行了六次，總算達成協議，在18日舉行簽字儀式。這就是中日《天津條約》。內容只有三條：
一、在四個月內，兩國撤走駐朝軍隊。
二、兩國撤兵後，不派遣訓練朝鮮士兵之教官。勸告朝鮮國王委託兩國以外之外國教官。
三、將來如發生重大事件，兩國向朝鮮派兵時，應先互行文知照。
終於未觸及“甲申政變”的責任問題。清廷諸將，特別是袁世凱的處罰問題，被李鴻章頂回了。李鴻章手裡有袁世凱提供的大量材料，有吳大瀓的查辦報告，日本方面強調處罰和賠償，他就用“並無確證”予以駁斥。但是，又怕日本輿論界找麻煩，便口頭約定：“如有確證，將以清廷所訂之軍法懲處違犯者。”
中日《天津條約》簽訂後，果然日本輿論界大譁，說什麼“這不能不說是我國的屈辱”，等等。
伊藤博文以《敕諭》警告國民不要採取過激手段。
激憤的不只是日本方面，從朝鮮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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