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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歪打正著地成為了高本漢的學生。馬悅然沒有回到烏普薩拉，他留在了斯德哥爾摩，最初的幾周裡他“在中央火車站大廳長椅上、在公園裡和四路環行電車上度過很多夜晚，甚至在斯圖列廣場，那裡有適合人躺著的長椅子”。馬悅然寫道：“這些困難絲毫沒有降低我得以在高本漢指導下學習中文的興趣。”
二〇〇七年八月，我們開車從斯德哥爾摩前往烏普薩拉的路上，馬悅然回首往事，講述了高本漢第一次正式給他們上課時，拿出來的課文是《左傳》。我聽後吃了一驚，想象著高本漢如何在課堂上面對幾個對中文一竅不通的學生朗讀和講解《左傳》。馬悅然最早對中文的理解，就是發現中文是單音節的，他用手指在桌子上單音節地敲打來記住中文句子的長度。我在想，馬悅然為何有很長一段時間沉醉於四川方言的研究？可能與此有關，是中文全然不同於西方語言的發音引導著他進入了漢語，然後又讓他進入了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
也是二〇〇七年，我在中國的報紙上讀到馬悅然的學生羅多弼教授接受採訪的片段。羅多弼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也就是“文革”時期跟隨馬悅然學習漢學，當時瑞典的大學生裡也有不少左翼分子，羅多弼和他的同學們要求馬悅然停止原來的中文課程，改用《毛澤東選集》和《紅旗》雜誌上課。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方的留學生來到中國之前，開始接受簡單的中文教育，教材是中國政府提供的，都是“我的爸爸是解放軍”“我的媽媽是護士”之類的。他們來到中國，和當時的工農兵大學生接受同樣的教育。當中國的工農兵大學生問他們的爸爸和媽媽是做什麼工作時，幾乎所有的西方留學生都是這樣回答：“爸爸是解放軍，媽媽是護士。”因為除了“解放軍”和“護士”之外，他們不知道其他職業的中文應該怎麼說。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革”結束了，改革開放開始了，留學生一到中國就學會了“下海”，“市場經濟”這樣的漢語詞彙。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我遇到過一個美國女學生，到北京才幾天時間，就會說：“男人不壞，女人不愛。”……
我覺得，漢學家的歷史，或者說學習漢語的歷史，其實也折射出了中國的歷史。這是從一個奇妙的角度出發，濃縮了中國社會的動盪和變遷。
因此，當我收到馬悅然所著的《我的老師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時，我知道自己將要閱讀的是漢學史的起源。這本書伴隨了我今年五月至六月的歐洲七國之行，又伴隨了我七月的三次中國南方之行。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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