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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證？是傳聞的蒐集？是對每個歷史事件地點的確認？都有一點吧，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兩個收穫，一是採擷到了豪浩之氣；二是獲得了現場感。這兩種東西，我們在讀《史記》的時候能夠充分領受。
司馬遷在二千多年前極為落後的交通條件下走了中國那麼多地方，是他後來成為中國首席歷史學家的基礎。
司馬遷在“李陵之禍”之後的生活，有點奇特。他為寫《史記》而勉強活了下來，沒想到，他反而升官了。漢武帝這樣做的理由，沒有見之於史冊。我很想聽聽同學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王牧笛：隔了兩千多年，我覺得這兩個時代的邏輯真的不一樣。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如果有官員或者學者，因為犯罪進了監獄，又沒有為他平反，他的政治生命就終結了。可在那個時代，我們會發現司馬遷的政治生命得到了第二次展開。
魏然：這可能跟漢武帝本人的極權地位有關。這樣的皇帝心裡沒有罪和非罪的界限，禍福只憑他一句話。
餘秋雨：在中國古代，王權高於法律，一個皇帝絕對地掌握著決定一切官員命運的權力，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感興趣的是漢武帝這樣的皇帝在這個問題上的特殊表現。他們的雄才大略使他們樂於做一些突破規範和理性的遊戲。把一些高官一會兒投向監獄、一會兒又投向高位，是他們的樂趣。他們似乎在這種快速轉換中享受著權力的快感。因此，漢武帝不是僅僅突然可憐起了司馬遷，優待他的刑後生活，而是狠狠提升一把，而且提升得比原來還高，又不說明理由。提升了，還會注意他踉蹌走路的背影，欣賞自己在這位大智者身體上留下的暴虐。我發現，不少特別有成就的皇帝，往往越喜歡玩這種故意穿越理性的遊戲，並由此走向乖戾。漢武帝的這次乖戾，落到了偉大的司馬遷身上，成為他在執政過程中最為可恥的紀錄，比連打幾個敗仗更可恥。由此也可證明，極端權力即使由英明雄主掌握，也必然走向非理性，因此又必然走向罪惡。
魏然：正如秋雨老師所說的，司馬遷已經領受過民族的偉大和時代的偉大，因此受了冤屈還能堅持寫作，但我讀他寫的《報任安書》，其中說到他自從受了刑之後，汗流終日，一睜開眼睛就想起自己屈辱的往事。我很難想象他在那樣的身體狀態和精神狀態下，如何具體地來完成這部著作。
餘秋雨：謝謝你提到《報任安書》。這篇文章確實寫到了他近乎崩潰的心理狀態，除了你所說的汗流終日外，還說自己沒有顏面到父母墳頭祭掃，而且預想以後時間越長，汙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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