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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便是賈誼和晁錯，這些人不僅對皇帝忠心耿耿，而且才能極為出眾，為漢文帝的施政帶來了極大的幫助。
除了政治手腕極強之外，漢文帝由於長期治理封國，對於民間疾苦深有體會，在收回朝政大權的同時，又透過一系列的改革惠及民生，在本就民心思定的情況下，使得百姓們安居樂業。
漢文帝以導致秦滅亡的弊政為鑑誡，論議國政講究以寬厚為本，施政以安民為本，恥於議論別人的過失，這種風氣影響到全國，改變了那種互相檢舉、攻訐的風俗，使得官吏安於自己的官位，百姓樂於自己的生業，風俗歸於篤實厚道。
為了改變民生凋敝的景象，漢文帝透過帶頭耕作、減省租賦的方式，引導和鼓勵百姓耕種，漢文帝先後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稅一減為三十稅一，使得三十稅一成為漢代定製，更是在漢文帝十三年（前167年）全面免去了田租。此外，算賦也由每人每年120錢減至每人每年40錢。在漢文帝的治理下，百姓農業生產積極性大為提高，朝廷府庫儲蓄每年都有增加，進而推動了人口的迅速增長。
更為難得的是，漢文帝雖然重視農業發展，卻也並未輕視商業，劉恆曾在漢文帝六年（前158年）下令開放原來歸屬國家的所有山林川澤，准許私人開採礦產，利用和開發漁鹽資源，從而極大促進了鹽鐵等商業的發展，再加上廢除關禁，使得“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此外，由於採納晁錯“入粟拜爵”和“募民實邊”的策略，不僅加強了邊境防備，而且極大減輕了百姓負擔，於是生性節儉的漢文帝下令“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減為每三年服役一次，即使放眼歷代王朝，這種徭役的減免力度，也是獨一無二的。
在律法層面，雖然漢初的黃老之學吸收了法家的“執法、守法”思想，但漢文帝基於“安民、惠民”的立場，在沿用黃老之術治國的前提下，不僅廢除了連坐法和肉刑，而且實行寬法治國，即便是犯罪者也大多從寬發落，因此刑罰大量減少，甚至一年之內全國只審判了四百起案件，出現了停止動用刑罰的景象。
在對外方面，針對北方匈奴，漢文帝延續了漢初以來的和親策略，雖然由於中行說投靠匈奴，導致匈奴頻繁南下劫掠，甚至先後兩次大規模南侵，但總體而言，漢匈仍然保持著相對和平的態勢，並未發生大規模正面衝突。
在對待南越方面，漢文帝即位以後，派人重修了趙佗先祖的墓地，派人每年按時祭祀，給趙佗的堂兄弟們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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