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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被治的廣大的民眾。
民眾，尤其農民，大多數是聽天由命安分安己的，他們慣於忍飢挨餓，幾千年來都如此。除非到了最後關頭，他們是不會行動的。他們到別處就食，搶米，吃大戶，甚至於造反，都是被逼得無路可走才如此。這裡可以注意的是他們不說話：“不得了”就行動，忍得住就沉默。他們要飯吃，卻不知道自己應該有飯吃；他們行動，卻覺得這種行動是不合法的，所以就索性不說什麼話。說話的還是士人。他們由於印刷的發明和教育的發展等等，人數加多了，吃飯的機會可並不加多，於是許多人也感到吃飯難了。這就有了“世上無如吃飯難”的慨嘆。雖然難，比起小民來還是容易。因為他們究竟屬於治者，“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有的是做官的本家和親戚朋友，總得給口飯吃；這飯並且總比小民吃的好。孟子說做官可以讓“所識窮乏者得我”，自古以來做了官就有引用窮本家窮親戚窮朋友的義務。到了民國，黎元洪總統更提出了“有飯大家吃”的話。這真是“菩薩”心腸，可是當時只當作笑話。原來這句話說在一位總統嘴裡，就是賢愚不分，賞罰不明，就是糊塗。然而到了那時候，這句話卻已經藏在差不多每一個士人的心裡。難得的倒是這糊塗！
第一次世界大戰加上五四運動，帶來了一連串的變化，中華民國在一顛一拐的走著之字路，走向現代化了。我們有了知識階級，也有了勞動階級，有了索薪，也有了罷工，這些都在要求“有飯大家吃”。知識階級改變了士人的面目，勞動階級改變了小民的面目，他們開始了集體的行動；他們不能再安貧樂道了，也不能再安分守己了，他們認出了吃飯是天賦人權，公開的要飯吃，不是大吃大喝，是夠吃夠喝，甚至於只要有吃有喝。然而這還只是剛起頭。到了這次世界大戰當中，羅斯福總統提出了四大自由，第四項是“免於匱乏的自由”。“匱乏”自然以沒飯吃為首，人們至少該有免於沒飯吃的自由。這就加強了人民的吃飯權，也肯定了人民的吃飯的要求；這也是“有飯大家吃”，但是著眼在平民，在全民，意義大不同了。
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想不到吃飯更難，沒飯吃的也更多了。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飽甚至沒飯吃，什麼禮義什麼文化都說不上。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飯權也會起來行動了，知道了吃飯權的，更怎麼能夠不起來行動，要求這種“免於匱乏的自由”呢？於是學生寫出“飢餓事大，讀書事小”的標語，工人喊出“我們要吃飯”的口號。這是我們歷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開的承認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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