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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性，純屬個人見解。因為一部小說出版以後，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權，作者所有針對這部小說的發言，都只是某一個讀者的發言。
我的回答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為什麼我在一九八○年代的短篇小說裡，有這麼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為什麼到了一九九○年代的長篇小說裡，這個趨勢減少了。回答這樣的問題並不容易，不是因為沒有答案，而是因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為一位小說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選擇，我可以滔滔不絕地說上幾天，把自己說得口乾舌燥，然後發現自己仍然沒有說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著被我說出來。
經驗告訴我，過多的答案等於沒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個。所以我決定只是說出其中的一個，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至於是不是那個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
現在我又要說故事了，這是我的強項。很久以來，我始終有一個十分固執的想法，我覺得一個人成長的經歷會決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影象就是這時候來到一個人的內心深處，如同影印機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影印在一個人的成長裡。在其長大成人以後，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不管是偉大，還是平庸；其所作所為都只是對這個最基本影象的區域性修改，影象的整體是不會被更改的。當然，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修改得少一些。我相信毛澤東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我覺得是自己成長的經歷，決定了我在一九八○年代寫下那麼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念小學一年級；“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我高中畢業。我的成長目睹了一次次的遊行、一次次的批鬥大會、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間的武鬥，還有層出不窮的街頭群架。在貼滿了大字報的街道上見到幾個鮮血淋淋的人迎面走來，是我成長裡習以為常的事情。這是我小時候的大環境，小環境也同樣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醫生，我和哥哥是在醫院裡長大的，我們在醫院的走廊和病房裡到處亂竄，習慣了來蘇兒的氣味，習慣了嚎叫的聲音和呻吟的聲音，習慣了蒼白的臉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習慣了沾滿血跡的紗布扔在病房裡和走廊上。我們的父親時常是剛剛給患者做完手術，手術服上和口罩上血跡斑斑，就在醫院裡到處走動，喊叫我們的名字，要我們立刻到食堂去吃飯。
當時醫院的手術室是一間簡陋的平房，有時候我和哥哥會趁著護士不在手術室門外的時候，迅速地長驅直入，去看看正在給病人進行手術的父親，看到父親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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