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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形式的單一，開始追求敘述的多元，我們在寫作的時候努力尋找敘述前進時應該出現的多種可能性。結果當時很多文學雜誌首先認為我們沒有聽黨的話，政治上不正確，其次認為我們不是在寫小說，是在玩弄文學。
《收穫》也沒聽黨的話，而且認為我們是在寫小說。當時《收穫》感到敘述變化的時代已經來臨，於是大張旗鼓推出四期先鋒文學專號。《鐘山》《花城》和《北京文學》等少數文學雜誌也感受到了這個變化，可是他們沒有像《收穫》那樣大張旗鼓，只是隔三差五發表一些先鋒小說。什麼原因？很簡單，他們沒有巴金。
一九八○年代的中國文學可以說是命運多舛，清除精神汙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讓剛剛寬鬆起來的文學環境三度進入戒嚴似的緊張狀態。先鋒小說屬於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產物，有些文學雜誌因為發表先鋒小說受到來自上面的嚴厲批評，他們委屈地說，為什麼《收穫》可以發表這樣的小說，我們卻不可以？他們得到的是一個滑稽的回答：《收穫》是統戰物件。
巴金德高望重，管理意識形態方面的官員們誰也不願意去和巴金公開對抗，巴金擔任《收穫》主編，官方對《收穫》的審查也就睜一眼閉一眼，《收穫》就是這樣成為了統戰物件。巴金的長壽，可以讓《收穫》長期以來獨樹一幟，可以讓我們這些《收穫》作者擁有足夠的時間自由成長。
李小林轉危為安，《收穫》和先鋒文學也轉危為安。先鋒文學轉危為安還有另外的因素，當時文學界盛行這樣一個觀念：先鋒小說不是小說，是一小撮人在玩文學，這一小撮人只是曇花一現。這個觀念多多少少誤導了官方，官方對待先鋒文學的態度從打壓逐漸變成了讓這些作家自生自滅。
這個盛行一時的“不是小說”的觀念讓我們當時覺得很可笑，什麼是小說？我們認為小說的敘述形式不應該是固定的，應該是開放的，是未完成的，是永遠有待於完成的。
我們對於什麼是小說的認識應該感謝我們的閱讀。在經歷了沒有書籍的“文革”時代後，我們突然面對蜂擁而來的文學作品，中國的古典小說和現代小說、西方十九世紀小說和二十世紀小說同時來到，我們在眼花繚亂裡開始自己的閱讀經歷。我們這些先鋒小說作者身處各地，此前並不相識，卻是不約而同選擇了閱讀西方小說，這是因為比起中國古典和現代小說來，西方小說數量上更多，敘述形式上更加豐富多彩。
我們同時閱讀托爾斯泰和卡夫卡他們，也就同時在閱讀形形色色的小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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