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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咱就知道異人不能治中華！”
“父皇，這不是接來還有這個雍正皇帝治國嘛！剛才天幕可是講人家和我大明的張先生並列做大改革家呢！”
【此外，康熙晚年的清朝政治風氣遠不如康熙元年到康熙四十年之間，康熙四十年之後的清政府貪官汙吏橫行，這一點是歷史學界公認的問題。
正是這樣的財政措施和政治環境，造成了康熙晚年國庫的空虛，山東和山西州縣稅收的虧空都超過了60萬兩，而南方諸省的治下各縣，也大都虧空4000到10000兩不等的稅收，可以說火耗問題是清朝一直以來的官場陋習。
雍正皇帝上位之後，馬上就推行了“耗羨歸公”的措施，並且提出了“養廉銀”的政策。所謂的“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實際上就是將各個省份私自攤派的“火耗”改為法定正稅，這部分稅收的數量由清政府根據各州縣的情況統一規定。
就好比原先的“火耗”是地方官員根據當地慣例徵收的，這部分的收入與國家財政沒有關係，但雍正皇帝規定從此以後這部分的銀兩歸國庫所有，也就是所謂的“歸公”了。
那麼，在銀錠鑄造和運輸過程中的損耗由誰來承擔呢？原先是州縣官員透過額外徵稅自我承擔的，現在變成了清政府統一從“歸公”的
銀兩中撥款，這部分的錢減掉實際損耗的銀兩就是結餘，這部分的結餘也就是我們熟知的“養廉銀”了。
“耗羨歸公”透過官方統一調控的手段，有效地制止了地方官員以攤派為名私自徵稅，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同時也避免了地方官員徵稅不力的藉口。
而“養廉銀”與“公費銀”以合法的方式增加了官員的薪俸，同時也解決了地方工程款的問題。
雍正皇帝提出的“耗羨歸公”和“養廉銀”，是清朝初期一次偉大的財政改革，它實現了民生、吏治與國家稅收三者之間的共贏。
但非常可惜的是，雍正皇帝的苦心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耗羨歸公”在面對突發事件時明顯捉襟見肘，比如黃河某一段決堤需要地方上自我修復，地方官員很難拿出這筆錢的，再比如西北地區因戰爭所需的軍費，也很難用一刀切的“公費銀”解決。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官員們的升遷以及地方上的政績，往往需要透過一些“關節”來打通。比如縣官想要得到上級的提拔，那麼他必定要孝敬一番，那麼這筆錢從哪裡出呢？
按照以往的慣例，他可以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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