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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米哈伊爾（Mихаил）的第一個字母。據稱，瑪格麗特這個人物就是以作家的妻子為原型的。
小說直到一九六六年才在蘇聯國內首次刊印，當時附有西蒙諾夫所作序言，內稱：布林加科夫“是諷刺作家、幻想作家及善於作準確嚴格之心理分析的現實主義作家”，彼拉多的故事是“魔幻小說中的心理小說”。這一評價強調了布氏小說在創作手法上的多樣性。《大師和瑪格麗特》一書的現實主義風格是多元的和多維的。它既是謝德林式的，果戈理式的，也是幾十年後才濫觴於拉丁美洲的所謂魔幻現實主義式的。有論者將布林加科夫與象徵主義作家安德烈·別雷相比，認為《大師和瑪格麗特》所蘊涵的多重隱喻性乃是別雷小說的詩學傳統的延續。別雷以個性化的話語表現聖經神話，並把基督作為重要的隱喻意象。同樣如此，布氏在小說中把猶大出賣耶穌後上吊自殺的《聖經》記載演繹為猶大貪財好色，賣主後被彼拉多精心策劃，月夜派殺手刺死在橄欖山上。再如撒旦的故事：據《舊約·約伯記》，撒旦曾一度作為上帝的使者到人間巡查罪惡，而在小說中，撒旦何止是上帝的差人，他簡直變成了上帝本人。這位扭曲版的上帝倒很能揭露虛偽，懲惡揚善。在他的魔法下，那些假公僕、假君子、假洋鬼子一個個顯出了原形。作者在撒旦那裡營造的伊甸園式的赤裸，幾乎成為“赤裸裸的真理”的暗示。當大師的手稿完璧歸來，瑪格麗特竟情不自禁地對沃蘭德喊出了：“您是萬能的！”（萬能的上帝！）這種個性化演繹恰好符合了象徵主義的一條美學主張：追求矛盾的並立、“兩極的倒置”，甚至宣揚“魔鬼主義”的惡之花——將魔鬼和上帝一併作為謳歌的物件。
至於基督——他從來就是俄羅斯文學中的隱喻意象。在布氏經歷的白銀時代，基督的隱喻更趨於個性化和自由化，常常被隨意賦予各種哲理的或象徵的意義。與象徵派的神秘主義不同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中的基督始終具有明顯的此岸性和人本意義。基督是“全世界理想中的普通人”。（岡察洛夫）“他的臉就像大家的臉，衣服就像大家的衣服。”（屠格涅夫）布林加科夫筆下的基督已不再是沉默的意象，而是一位對話天才和心靈導師，在他的感化下，最封閉的心靈也會豁然敞開。文化史研究表明：十九世紀以降，從萊蒙托夫、果戈理……直到布林加科夫，強調基督此岸性的人本思想，猶如一條紅線貫穿在俄羅斯文化人道主義化的程序中，並在兩個世紀裡影響著這個民族道德基礎的形成。（A·達維多夫：《文化人道主義·俄羅斯的耶穌》，載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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