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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了他正在參觀的國家：“我這次出行的教育意義與我對這個國家的厭惡程度成正比，”他寫道，“我很高興以後我不會再喜歡這裡了。”
瑞典學院讚揚紀德的作品是“熱愛真理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自蒙田和盧梭以來，在法國文學中一直必不可少”。紀德對真實記錄自己想法和印象的激情，促使他敢說他人不敢說的話。他從土耳其回去後，是這樣談論歐洲的：
我以前一直認為，不只有一種文明，不只有一種文化可以領受我們的愛、配得上我們的熱情……現在我知道，我們西方（我要說的是法國）文明不僅是最美麗的；我相信——我知道——它是僅有的文明。
紀德的話語在政治上的錯誤，為他輕而易舉地在美國的大學裡贏得了讚譽。這說明，對真理的熱愛並不總會導向政治公正。
但是，我的目標並不是要針對紀德那驚人的坦誠，或是他那粗俗的種族主義。我愛紀德——愛他的作品、他的人生和價值觀。這種喜愛的程度不亞於坦皮納。我年輕時，紀德的書在土耳其很受人喜愛。我父親的書房裡，收集了紀德所有的作品。他對老一代人來說很重要，對我也同樣重要。
我知道，如果我頭腦裡帶著兩種對立的想法去認識歐洲，那麼我就能最好地理解歐洲的概念。第一種想法是，紀德對其他文明的嫌惡感——包括對我們土耳其文明的嫌惡感。第二，坦皮納對紀德的那種崇敬感，以及透過紀德的影響而形成的對整個歐洲的崇敬感。我只有將鄙視和崇拜、恨和愛、厭惡和迷戀融在一起，才能表達清楚歐洲對我的意義。
雖然坦皮納的文章以讚揚紀德的“正義感”和“純粹的思想”結尾，但是，文章前面部分仍然暗示出，他對《日記》裡那些令人不快的句子有所察覺。只是出於情有可原的謙恭，他沒有講得很詳細。坦皮納的老師兼導師，20世紀土耳其最偉大詩人之一的雅哈亞·凱末爾（Yahya Kemal），也讀過紀德土耳其之行的記述。他寫給A.Ş.希薩（A. Ş. Hisar）的一封信（發表於雅哈亞死後）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在這封信裡，他把紀德的筆記描述成“一部旨在以最毒辣的語言，對土耳其精神進行辱罵的遊記”。他接著還抱怨說，“在所有針對我們的誹謗性作品中，這是最惡毒的……讀這本書簡直讓我精神分裂。”整整一代人讀過紀德這本書。大家都在沉默中原諒了那些侮辱之詞，就好比原諒了一次疏忽大意。他們不時也會悄悄談論那些侮辱性的內容，但是沒有什麼舉動，似乎那些侮辱之詞並沒有寫在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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