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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章士釗。“章君向持毀黨造黨之論，大得時謗，而章君力持其說不變，可謂剛毅近仁者矣。某曏者亦頗懷疑於章君之說，謂黨勢既成，毀造當非時勢所能實現。今乃自悟向說之謬……”
這個“真正的記者”黃遠庸真情流露，不吝自責其昨非而今是，正是從“毀黨造黨”的堅決論述裡看清楚國民黨打從一開始締造，就是“名與實大戾”，且“病國病人才”的一個黨！
從民國元年而後，黃遠庸主要的工作，就是當逐鹿問鼎之各路諸侯提出他們的見解、揭櫫他們的理想、展現他們的企圖或是流露他們的野心慾望之時，予以客觀、冷靜甚至可以說是無情的擘析、拆解甚至抨擊。他似乎無所與可，但是每每在實務問題上都能掌握新國家、新政局、新思維所迫切需要的理性。下引一篇短文可以例其餘：
吉林代表翟君，以蒙古事抗言而責袁總統。袁總統因深為不懌。退而唐在禮（按：袁之侍從武官）語翟君：“代表性質與立法機關異，奈何面折總統？”翟君憤謂：“國事如此，奈何尚禁人發言？”嗚呼！翟君之言是也；唐在禮之言亦是也。然國事敗壞之先，不知分別責任；至於事後，乃以法律許可權云云責人。嗚呼！法律許可權，多少之罪惡，假汝以行。（《送吉林代表翟君》）
通篇不過一百二十餘字，拆穿了民國肇造之初野心家政客的慣技——有法可守之時，並不在意守法；無事可成之際，卻假法律許可權為辭，以卸其責，以諉其過。
當看見政客以辭職表現風骨的時候，他並不急著喝彩，反而一手拆穿：這些人根本不是真心求去，“特用以為牢騷無聊之一法門”。他真正要指出的是：在民主制度之下，官員之去留，是要和政策之用舍相互綰結的；食祿當差之人，乃以政策之用而進，亦以政策之不用而退。但是黃遠庸的話不僅如此，他總有能力以靈活如彈丸的文筆，激怒各方人士：“諸君之家不用僕媼乎？稍加斥責，便聲稱要去，及真命算給工食，則又顧戀飯碗而求勿去矣，此辭職之解釋也。”（《辭職之解釋》）
民國初年，曾經擔任過浙江都督府秘書長、參政院參政的陳敬第是宦門世家，哥哥陳漢第還當過國務院秘書長，兄弟倆又都是書畫界的耆宿，頗負時望。到一九三五年，陳敬第曾經應黃遠庸之子所邀，為《遠生遺著》作跋，在那篇簡短的、看似交代出版背景瑣事的文字裡，陳敬第兩度提及史量才：“去年夏天，餘在莫干山，乃欲書陳君匋遺、與史君量才，商由申報館印行，慨然允諾。”以及：“未幾，量才亦以狙擊死，距遠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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