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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一份工作——
原來邵希雍先前曾經編過一本書，名為《高等小學論說文範》，由上海惠文堂新記書局出版，這種既是教科書，又兼有“自修”的性質，只要新式學堂裡有人使用，在尚未來得及發現第二種之前，市場都是獨佔而廣大得無從想象的。科舉已廢，文教卻不能一日中輟，邵希雍此一生意眼可以說獨發先領，並世無雙。
出版前他曾經就教於還沒上福建去碰壁的蔡東藩，蔡告以：“假借文字，陶鑄國魂，發愛國思想，播良善種子；的確是樁大功德。”這幾句鼓勵的話呈現了一種不凡的氣魄，脫拔出一般遺老在清末民初之時那種沖天怨懟的亡國之恨。蔡東藩更接近嚴復，試圖在新世界看似一片汪洋的茫然之中找尋舊王朝裡可供抱柱取信或浮浪存身的餖飣之學。
果然，《高等小學論說文範》一上市便到處風行，“歲銷以萬計”。如今他二度找上了蔡東藩，是要把這文教事業往上再推進一層樓——邵希雍的下一個出版計劃是《中等論說文範》。當是時，蔡東藩並沒有立刻答應，以後見之明視之，很可能在那個節骨眼兒上，蔡氏已經有他自己的寫作計劃——也就是《歷朝通俗演義》中的第一部：《清史通俗演義》。邵希雍不死心，三顧茅廬，請他務必花些時間屬稿。他剛剛才開始寫，就傳來了重大的訊息：武昌革命成功了！
一個新的時代在眼前展開。很多人來不及參與其締造，甚至來不及謳歌其成功。但是來不及往往是樁好事——蔡東藩在這本《中等論說文範》的弁言裡如此寫道：“就時論事，勉成數十篇，並綴數語以作弁言。竊謂為新國民，當革奴隸性；為新國文，亦不可不革奴隸性。……夫我申我見，我為我文，不必不學古人，亦不必強學古人；不必不從今人，亦不必盲從今人。”
蔡東藩的寫作事業初與邵希雍相綰合，而邵早故，於是這事業就轉而由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發動。
會文堂是一個務實的出版社，看準了新式、舊式教育在銜接期間會有一段漫長的磨合時期。究竟什麼是國民應該具備的普遍教養？什麼又是才人得以專攻的精進學問？這在清末科舉廢除之後一直是關心教育大業之人都在摸索的問題。會文堂於是和蔡東藩商量：如何能透過市場的主導，奠定一個基本文化能力的培養方向。
從蔡東藩主持、編纂的書籍可知，他並不特別注重“四庫”“百科”那樣龐大的知識輸送結構，從剛下手編寫的《寫信必讀》《楹聯大全》《幼學故事瓊林續集》可以看出，他亦不注重流傳了一二千年的載道問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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