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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李鴻章又向總理衙門請示,可否在伊藤提出的修正案上簽字蓋章。
日方向中方代表施加壓力:如果和談趨於破裂,停戰協議就自動失效,戰局重開。
4月14日,星期日,中方代表沒有休息。四天的期限,明天截止。李鴻章給天津海關的道員盛宣懷發了一封電報。往常李鴻章從下關往本國發電報都是給總理衙門,這次致電海關道員,是答覆三天前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以示繼續聯絡。至於盛宣懷,是李鴻章的得力部下。當李鴻章在天津時,盛宣懷幾乎就是北洋派支撐門戶的元老。電文的全文如下:
伊藤兩次哀的美敦書,雲無可商。現約明日會晤即定。欲保京城,不得不爾,以後看各國辦法。朝鮮準自主,商令兩國勿干預內治,伊不允,非據而何?
他似乎把憤怒都傾瀉在電報中了。
北京也無可奈何,只好如此了。
翁同龢的日記中,14日這天寫道:“不欲記,不忍記也。”當然是指下關來電的絕望情況。
4月15日的會談預定在下午四點開始,14日夜裡和15日午後,北京以皇帝名義先後兩次向下關發來准予簽約的電報,大概是怕誤事,發生不虞,所以才反覆發電報——
李鴻章十九日三電均悉。十八日所諭各節,原冀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無可商改,即遵前旨與之定約。欽此。
李鴻章於陰曆三月十九日(陽曆4月13日)發了三封電報。據說,中方代表團在下關期間花了一萬五千元的電報費。
“若不如此,北京恐將不保。”這句話把宮廷的強硬派也都嚇得不作聲了。究竟誰來保衛北京呢?只憑悲憤慷慨是不能阻止敵兵入侵的,強硬派的本質早已從吳大瀓的戰敗中暴露無遺。
李鴻章在赴日和談之前,曾拜會首席軍機大臣恭親王,提出:“如談判破裂,請立刻將主上遷至西安,一定把主戰派留在北京,讓他們同日軍作戰。這件事可在眾人面前提議,主戰派逃離北京者,一律問斬。”
於是,在重臣會議上,恭親王說,假如議和破裂,主戰派大臣都應以紫禁城為據點,血戰到底。說也奇怪,自從恭親王說了這話之後,主戰派的調子確實不那麼高了。
當然,這樣做是為了給媾和簽約鋪平道路。李鴻章和恭親王的互相配合,在宮廷裡收到了顯著的效果。
清政府代表團的氣氛比當初緩和多了。李鴻章遭暴徒狙擊一事,使一般日本人對代表團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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