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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爭論和排除阻擾，突如其來的罷相，被誣告謀反，理由荒謬得讓人聽到的一瞬，不是憤怒而是失笑。呂惠卿之類無常小人的背叛和暗算，讓人直接對人性產生懷疑。寄予厚望的愛子王雱，聰慧靈敏，才氣逼人，亦在這一年病亡，不過三十二歲。
心灰意冷，激流勇退。不退也不能。仍在推行中的新法，像一艘開往未知海域的輪船，剛剛啟程，就已經擠滿了精明能幹的野心家，利慾薰心的投機者，作為老船長的王安石，早已被擠到船舷邊。
在江寧的日子，據記載，是這樣的：“王荊公不愛靜坐，非臥即行。晚卜居鐘山謝公墩，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鐘山，縱步山間，倦則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及歸。”
就是騎著驢子，來來回回地在山水間走。每日如此。王安石是個坐不住的人，這一點可以想象。
當年，他可是號稱“拗相公”，說起國事，不惜跟好友翻臉，不憚在皇帝面前抗辨，厲聲高呼：“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種人，心裡有一團烈火，烤焦了著自己不在乎，燒到了別人，那也只好說聲抱歉，誰叫你在他的理想前面擋路。比如說蘇軾，王安石是那麼欣賞他，對人說：“不知更幾百年有如此人物。”當蘇軾一再上書反對新法時，他還是毫不遲疑地清除障礙，對神宗皇帝道：“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請黜之。”
對於變革者來說，最大的痛苦，不在於反對者眾，而是反對者中，有親朋好友，有向來推重欣賞的人，你知道他們都是好人，是君子，甚至是愛自己的，卻還要面對他們的反對與質問。一萬個敵人的仇視，痛不過一位朋友的誤解。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過程中，這樣的名單可以列出很長……
想到這一點，再回想起“拗相公”的稱號，想到江寧山間，騎驢而蹣蹣獨行的那位老人瘦小身影，才更感覺到一種理想主義者的悲涼。戰爭時代的理想主義者如陸游，人們都讚賞他的報國心和勇氣。和平年代，同樣懷抱富國強兵理想行動著的人們，卻被指責與猜疑包圍。和平時期無英雄，不是沒有，而是，人們並不需要。
在大一統的國家背景下，龐大的官僚政治體系得以順利運轉，但也必然帶來效率低下。但人們反而更加害怕變革。有革新，就會觸動盤根錯節的舊利益集團。至於那些本無多少利益可言的底層人民，已經過於稀少的生活資源，承受不了變革的陣痛，寧做穩定的奴才，也不願冒險做變革的主人。變成固步自封的老大帝國，在北宋的風流世代，已經能看到不祥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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