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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83年開始小說創作，當時我深受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影響，川端作品中細緻入微的描敘使我著迷，那個時期我相信人物情感的變化比性格更重要，我寫出了像《星星》這類作品。這類作品發表在1984年到1986年的文學雜誌上，我一直認為這一階段是我閱讀和寫作的自我訓練期，這些作品我一直沒有收錄到自己的集子中去。
由於川端康成的影響，使我在一開始就注重敘述的細部，去發現和把握那些微妙的變化。這種敘述上的訓練使我在後來的寫作中嚐盡了甜頭，因為它是一部作品是否豐厚的關鍵。但是川端的影響也給我帶來了麻煩，這十分內心化的寫作，使我感到自己的靈魂越來越閉塞。這時候，也就是1986年，我讀到了卡夫卡，卡夫卡在敘述形式上的隨心所欲把我嚇了一跳，我心想：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
卡夫卡是一位思想和情感都極為嚴謹的作家，而在敘述上又是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在卡夫卡這裡，我發現自由的敘述可以使思想和情感表達得更加充分。於是卡夫卡救了我，把我從川端康成的桎梏裡解放了出來。與川端不一樣，卡夫卡教會我的不是描述的方式，而是寫作的方式。
這一階段我寫下了《十八歲出門遠行》、《現實一種》、《世事如煙》等一系列作品。應該說《十八歲出門遠行》是我成功的第一部作品，在當時，很多作家和評論家認為它代表了新的文學形式，也就是後來所說的先鋒文學。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我在中國被一些看法認為是學習西方文學的先鋒派作家，而當我的作品被介紹到西方時，他們的反映卻是我與文學流派無關。所以，我想談談先鋒文學。我一直認為中國的先鋒文學其實只是一個藉口，它的先鋒性很值得懷疑，而且它是在世界範圍內先鋒文學運動完全結束後產生的。就我個人而言，我寫下這一部分作品的理由是我對真實性概念的重新認識。文學的真實是什麼？當時我認為文學的真實是不能用現實生活的尺度去衡量的，它的真實裡還包括了想象、夢境和慾望。在1989年，我寫過一篇題為《虛偽的作品》的文章，它的題目來自於畢加索的一句話：“藝術家應該讓人們懂得虛偽中的真實。”為了表達我心目中的真實，我感到原有的寫作方式已經不能支援我，所以我就去尋找更為豐富的，更具有變化的敘述。現在，人們普遍將先鋒文學視為八十年代的一次文學形式的革命，我不認為是一場革命，它僅僅只是使文學在形式上變得豐富一些而已。
到了九十年代，我的寫作出現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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