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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意象。我知道,我的直接任務就是闡明這個內在意象並將之帶入焦點。透過閱讀傳記和作家的回憶錄,透過與別的小說家交談,我逐漸認識到—相比於別的作家—我在動筆之前花費更多精力用於規劃。我小心翼翼地把一本書分成許多章節,將之組成一個結構。我在寫作一章、一個場景或一個小場面(你看繪畫術語自然地就來到我的筆下!) 之時,首先以心靈之眼仔細將之觀看。對我來說,寫作就是具象化那個特殊場景、那幅圖畫的過程。我抬頭眺望窗外和我低頭注視自來水筆書寫於其上的紙張,兩個動作同樣重要。當我準備將思想轉化為詞語的時候,我努力像過電影一樣具象化每一個場景,並將每一個句子具象化為一幅圖畫。
但是電影和繪畫的類比只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當我準備描寫一個場景的時候,我努力想像和凸顯其外觀,用最簡潔有力的方式將之表達出來。在我的圖畫想像一句接一句、一個場景接一個場景構造筆下的章節之際,它聚焦於那些最能被有效地用詞語表達出來的細節。有時候,我回想起實際生活中的一個細節並將之具象化為一幅圖畫—但是如果我知道自己不能用詞語將之表達出來,我就會放棄這個細節。這種無能為力的感覺通常是由於我相信我的體驗是獨一無二的。我搜尋著“恰當的詞語”—福樓拜在寫作時也如此搜尋(事實上,他在坐下來寫作之前就已經這麼做了)—以便充分傳達我內心的意象。小說家不僅尋找那些能夠最好表達其圖畫想像的詞語,而且也逐漸地學會如何想像其善於用詞語表達的事物。(這樣一個精心選擇的意象應該稱作“恰當的意象”[l’image juste]。)小說家認為,自己在心靈之眼中看到的意象只有轉化為詞語才能獲得意義,並且大腦裡圖畫中心和詞語中心越靠近,他將具象化的事物重鑄為詞語的能力就越強。這兩個中心也許是一個安居在另一個內部,而不是位於頭腦中相對的位置。
每當談論詞語和意象之間或文學與繪畫之間的親緣關係,人們通常會引用賀拉斯《詩藝》中“詩歌就像圖畫”(Ut pictura poesis)的名言。我還喜歡這句陳述之後的那些不太知名的言論(賀拉斯說的這些話出人意料,他甚至宣稱荷馬也可能創作低階的詩行),因為這些話讓我想到看一幅風景畫與閱讀一部小說非常相似。這一段話是:“詩歌就像圖畫:有的要近看才能看出它的美,有的要遠看;有的放在暗處看最好,有的應放在明處看,不怕鑑賞家敏銳的挑剔;有的只能看一遍,有的看十遍也不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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