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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們成千上萬個、一一前後相續的凝固時刻。閱讀小說的過程通常充滿懸念，我們的好奇心急於要確定每一個時刻與總體景觀的吻合之處，而且它又如何指向小說的中心。為什麼作家要在這個特別的時刻向我們呈現窗外的雪花？為什麼他要提供車廂內其他乘客的細節描述？在浩瀚的時刻森林之中追問我們身在何處或者如何才能找到出口—同時還要檢查每一棵樹、每一個細節、每一個敘述單元—也許會令我們感到窒息，就彷彿我們完全迷失在樹林裡一樣。但是，我們的注意力並不會鬆懈，因為森林裡的樹木、成千上萬個構成故事的無法分割的細節來自普通人的生活並且通常是圖畫性的。這些能夠抓住我們注意力的細節也正是它們向主人公呈現的樣子—換言之，它們揭示了主人公的思想、情感和性格。
面對一幅大型繪畫，我們因所有事物同時盡收眼底而感到激動並渴望進入繪畫之中。在一部長篇小說之中，我們會因為置身於一個無法一覽無餘的世界而感到眩暈的快樂。為了看到所有事物，我們必須不斷將離散的小說時刻轉化為意識中的圖畫。這個轉化的過程使得閱讀小說比起觀賞繪畫更具協作性，也更加個人化。
我和朋友安德烈亞斯·胡伊森（Andreas Huyssen） 聯合在哥倫比亞大學主持一個研討班。該課程旨在探索文學文字和繪畫之間的關係，透過例項討論詞語如何調動我們的圖畫想像。我們在討論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了古希臘人稱之為“描繪”（ekphrasis）的概念。該詞的狹義和首要意義是指透過詩歌表達的手段描寫視覺藝術作品（如繪畫和雕塑），為那些無法觀看的人提供幫助。詩歌中的繪畫和雕塑可以是真實的或虛構的，就像小說裡的細節。這實際上就是該詞的全部意義。古典文學裡最有名的描繪例項是《伊利亞特》第十八卷關於阿喀琉斯盾牌的描寫。冶煉之神赫菲斯托斯將許多形象—星星、太陽、城市和人民—鑄入了阿喀琉斯的盾牌，荷馬對此給予了不同凡響的描寫，用詞語囊括了整個大千世界，其文字比那個盾牌本身更加重要。W. H. 奧登受到了荷馬描繪的啟發，將一首詩命名為“阿喀琉斯的盾牌”，從20世紀戰爭的角度重新塑造了描繪的概念。
我在書中加入了許多諸如此類的描繪，並不是為了給一個時代作出判斷（如奧登之所為）—換言之，從遠處觀看—而相反地是為了透過寫作進入一幅圖畫，成為所創造時代的組成部分。特別是在《我的名字叫紅》一書中，不僅主人公，還有顏色和物品都具有聲音，大聲說話，我在其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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