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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裡，其自身的革命也就困難重重。
當我們放棄“沒有清掃”“不乾淨”這些想法，而去關注泥跡可能顯示的意義，那種意義顯然是不確定和不可捉摸的，有關它的答案像天空的顏色一樣隨意變化，那麼我們也許能夠獲得純粹個人的新鮮經驗。
普魯斯特在《復得的時間》裡這樣寫到：“只有透過鐘聲才能意識到中午的康勃雷，透過供暖裝置所發出的哼聲才意識到清早的堂西埃爾。”康勃雷和堂西埃爾是兩個地名。在這裡，鐘聲和供暖裝置的意義已不再是大眾的概念，已經離開大眾走向個人。
一次偶然的機會，使我在某個問題上進行了長驅直入的思索，那時候我明顯地感到自己脫離常識過程時的快樂。我選用“偶然的機會”，是因為我無法確定促使我思想新鮮起來的各種因素。我承認自己所有的思考都從常識出發，一九八六年以前的所有思考都只是在無數常識之間遊蕩，我使用的是被大眾肯定的思維方式，但是那一年的某一個思考突然脫離了常識的圍困。
那個脫離一般常識的思考，就是此文一直重複出現的真實性概念。有關真實的思考進行了兩年多以後還將繼續下去，我知道自己已經喪失了結束這種思考的能力。因此此刻我所要表達的只是這個思考的歷程，而不是提供固定的答案。
任何新的發現都是從對舊事物的懷疑開始的。人類文明為我們提供了一整套秩序，我們置身其中是否感到安全？對安全的責問是懷疑的開始。人在文明秩序裡的成長和生活是按照規定進行著。秩序對人的規定顯然是為了維護人的正常與安全，然而秩序是否牢不可破？事實證明龐大的秩序在意外面前總是束手無策。城市的十字路口說明了這一點。十字路口的紅綠燈，以及將街道切割成機動車道、腳踏車道、人行道，而且來與去各在大路的兩端。所有這些代表了文明的秩序，這秩序的建立是為了杜絕車禍，可是車禍經常在十字路口出現，於是秩序經常全面崩潰。交通阻塞以後幾百輛車將組成一個混亂的場面。這場面告訴我們，秩序總是要遭受混亂的捉弄。因此我們置身文明秩序中的安全也就不再真實可信。
我在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裡寫《一九八六年》、《河邊的錯誤》、《現實一種》時，總是無法迴避現實世界給予我的混亂。那一段時間就像張頤武所說的“餘華好像迷上了暴力”。確實如此，暴力因為其形式充滿激情，它的力量源自於人內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讓奴隸們互相殘殺，奴隸主坐在一旁觀看的情景已被現代文明驅逐到歷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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