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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石的經理,告訴他我是紐約警方,正在調查一件詐欺案。我要他翻出1970年9月所有的住宿登記卡。我電話線上等了半個小時;他在那頭翻出卡片,一張張查對有沒有姓漢尼福德或科特雷爾的人登記住宿。空等一場。
我不很驚訝。科特雷爾不一定是帶她到邁阿密的男人。而就算他是,那也不表示他非得在登記卡上籤下真名。如果他籤真名,事情就好辦多了;但截至目前,有關溫迪的事情——不管是關於她的生還是死——沒一件好辦。我不可能奢望現在突然事事順心。
我又倒杯酒,決定今天要放假一天。我好勝心切,想把沙漠裡所有的沙子統統過濾。沒必要嘛,因為我在找的答案,跟我顧客問的問題八竿子都打不著。理查德·範德普爾是誰並不重要,他為什麼在溫迪身上畫紅線也沒人想知道。漢尼福德想要的只是溫迪死前不久的一點生活軌跡。傑拉德·塔爾太太,前瑪西亞·梅塞爾小姐,明天就可以提供正確答案。
所以在那之前我大可閒散度日。看看報,喝喝酒,悶在房裡快得自閉症時,不妨一路踱到阿姆斯特朗酒吧。
只是,我辦不到。那杯酒我慢慢喝了將近半個小時,喝完後我清洗杯子,穿上外套,搭A線地鐵前往市中心。
要是選個非週末的下午闖進同性戀酒吧,你會納悶這些店為何名不副實。到了晚上,一大堆人又喝又鬧,你勾我搭,空氣裡才開始瀰漫著同性戀者樂陶陶的氣氛。這氣氛也許有點勉強,你也許可以感覺到一股壓抑得不太成功的絕望暗流,但用快樂形容大抵還是不差。不過找個星期四下午三四點的時候跑去,這種地方就只剩無處可去的幾隻小貓在那兒純喝酒;還有個酒保,拉得老長的臉告訴你他知道世風日下,他曉得事情不可能好轉。
我一家家登門拜訪。銀行街一個地下室俱樂部,有個白髮長長、八字鬍像打過蠟的男人獨自一人在玩滾球機,啤酒擺一邊都走了味。西十街一個大房間,裝潢和氣氛面向的顧客群是大學球員和球迷,地板上有鋸木屑,磚牆掛著寫上希臘字母的旗子。算一算,貝休恩街194號方圓四個路口以內總共有半打同性戀酒吧。
很多人瞪眼看我。我是警察嗎?或是潛在的性伴侶?或者兩者皆是?
我有報上剪來的理奇照片,誰願意看我就拿給誰看。幾乎每個人都認出是誰,因為他們都在報上看過。命案才發生不久,又是在這附近,而且病態的好奇也不是異性戀者的專利。總之他們大多都認出照片,而且不少人表示在這附近看過他,但沒有人記得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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