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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白，多虧了我在他的劇本後面吹捧地主獨白評語被他撕掉了。要不在公判大會時，主席臺上面也可能會給我留出一個陪斗的位置。
當時我們中學操場上每年都要開幾次公判大會，公開宣判一個或者幾個殺人犯強姦犯之類的人。公判大會的時候，總是要找幾個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參加陪鬥。這些陪鬥者胸前掛著大木牌，一字排開，站在同樣掛著大木牌的犯人兩旁。犯人被五花大綁，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沒有被繩子捆綁，這是陪鬥和犯人的區別。不是每一個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都會參加每一次的陪鬥，只有這位是例外，可能因為他是名流，只要有公判大會，他就會掛著大木牌，低頭出現在操場的主席臺上，而且他的位置都是固定的，總是站在最右邊。他是我們小鎮的首席陪鬥。
幾年以後，當我正式開始寫作小說時，我的父母十分擔心我的命運。文革時期的經歷，讓他們害怕自己的兒子有朝一日也會成為黑筆桿子。
潘卡吉•米什拉的眼睛十分明亮，他是一位智慧的聆聽者。他安靜地微笑著，偶爾大笑的時候也是安靜的。我們就像是兩個記憶的垂釣者，坐在時光之河畔，讓往事來上鉤。
話題來到了我最初的牙醫工作和此後的小說寫作上。三十年前，我是一名牙科醫生，在中國南方的一個小鎮醫院裡，手握鋼鉗，每天拔牙長達八個小時。我的工作就是整天看著別人張開的嘴巴，那是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我告訴潘卡吉•米什拉，這樣的工作我幹了五年，拔下的牙齒超過一萬顆。
當時我二十出頭，午休的時候常常站在醫院臨街的視窗，看著下面喧鬧的街道，心裡重複著一個可怕的念頭：難道我要在這裡站上一輩子？
我就是那時候決定寫作小說的。我站在窗前的時候，經常看到在縣文化館工作的那些人，在大街上游手好閒地走來走去。我心裡十分羨慕，有一次問一位在文化館工作的人：
“你們為什麼不工作？”
他回答說：“我們在大街上走來走去就是工作。”我心想：這樣的工作我也喜歡。
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夠進入縣文化館工作。在大街上游手好閒也是工作，我想如此美好的工作除了文化館以外，恐怕只有天堂裡才會有。當時的中國，個人是沒有權利選擇工作，工作都是國家分配的。我中學畢業以後，國家讓我幹起了牙醫。如果我放棄牙醫工作，去文化館從事遊手好閒的工作，同樣也需要得到國家的許可，而且首先要證明自己具有進入文化館的資格。通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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