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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本身的等級就錯亂了。有趣的是，等到“文革”一結束，十年間發生的一切文化現象又以新的政治座標來劃分了，哪怕是編教材、編辭典、演雜技都被判定為“四人幫陰謀”，連“文革”中出土的地下文物，如河姆渡、兵馬俑、馬王堆、婦好墓，直到今天都沒有人敢說這是什麼時候出土的，因為一說似乎是證明那十年對於古代文物不完全是徹底破壞。這就是說，那些兩千年前的俑人、女屍，都犯了現代的政治錯誤。這個思維，直到你們老師一代，都還比較頑固。
我真希望從你們這一代開始能夠擺脫這種長久的魔影，讓文化開始按照自己的邏輯自立。這也是我花那麼長時間開設這門課程，並在屈原上停留那麼久的原因之一。
好，那就讓我們重新回到屈原吧。我很想聽聽你們對一個問題的看法：屈原的人生境遇如何造就了他的文化人格？請注意，重點是文化人格。
王安安：在政治座標系裡屈原一路下跌，可是在文化座標系裡他卻是一路上揚，所以如果說對屈原的放逐、流浪的苦難，我覺得不該選擇“惋惜”，而應該是“慶幸”——當然不是幸災樂禍，而是一種站在宏觀文明視野中的理解。我們慶幸這個苦難降臨到他身上，就像“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正因為有了這段苦難，屈原才走向了邊緣，走向了自己，走向了心靈，創造出那麼多瑰麗的詩篇，以至於很多年後，李白感嘆說：“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
餘秋雨：這就是那首我所喜歡的《江上吟》。李白畢竟是李白，他一語道破了文化價值的偉大和永恆，又一眼看破了政治得失的虛空和易逝。
王安安：我不惋惜他的遭遇，但我惋惜他十分孤獨和窘迫的流放生態。我不希望他做官，卻希望他能在一個比較從容的環境裡多寫點詩。
叢治辰：我倒不這麼認為。詩人的生活不能過於從容和安逸，因為這會磨損他的生命力度。詩人跟散文家、小說家不一樣，詩人的作品是跟生命高度統一的，不像小說家的創作那樣可以虛構。有人批評中國當代詩歌缺乏力度，為什麼？就是因為很多詩人過著中產階級的生活，他的生命狀態跟他寫詩的狀態分裂了。屈原最後的自沉，他所練就的對生命的體驗，和他的作品最後達到的力度、高度是一體的。
萬小龍：我想起自殺的詩人海子，他說他的一生有三種受難：流浪、愛情、生存；他的一生有三種幸福：詩歌、王位、太陽。
叢治辰：前一陣子非常流行一句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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