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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張之洞而言，為曾為左，鹹不可及，而即使不屑於為李鴻章，亦只能另闢蹊徑，以待來者。他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刺激之下，仍然以講武備、勵軍事為主，除了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奏請創辦江南陸師學堂，次年又奏請設立湖北武備學堂，此後每一年都積極地推薦兩湖子弟留學日本士官學校，這份努力與意志，一至墓木已拱，仍舊為後人所秉持，直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再度大舉侵華前夕。
然而辜鴻銘的外交著眼卻極為不同。他的核心主張是“修邦交”，“庚子之禍實多因中外太隔膜，以致彼此猜忌，積嫌久而不通，遂如兩電相激，一發而不可收拾”。張之洞雖然很可能是那一個時代裡唯一能欣賞、任用辜氏的人，卻也一定壓抑和屏擋了辜氏相當強烈的主張。是以在張之洞死後一年，辜氏即寫成了《張文襄幕府紀聞》，其中指出：甲申（1884，也就是辜氏入張幕的那一年）以後，“文襄之宗旨一變，其意以為非效西法圖富強，無以保中國；無以保中國，即無以保名教……吾謂文襄為儒臣者以此。”
兩個都醉心漢文化、以儒生自居的賓主，卻仍有不可相與言者。有趣的是：他們都認為對方的重大缺點是“不會通權達變”！
世人多知辜鴻銘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一些言談交際的場合中曾經大發怪論，語出驚人，並引以為笑罵之資。同其意者，未必真敢奉行其言教；厭其言者，更直斥其為中國文化腐朽愚頑之象徵。這些有如相聲段子一般的軼事，所反映的究竟是辜鴻銘的思想與信仰，還是他的態度？究竟是真正發生過的吉光片羽，還是辜鴻銘搬弄了來、用以詼嘲西方輸入之社會思想的言談工具？
人們耳熟能詳的一段對話是他回答北大學生關於腦後留辮子的話：“你們只看見了我腦後的辮子，卻看不見你們自己心中的辮子。”那麼，辮子之為物，何嘗只是故國君權之符號，從相反的一面說來，看不得腦後蓄辮之人也得想想：我的思維、認知和信仰之中是不是也有類似辮子的東西。
設若語境如此，辮子之作為一個具有指涉的名物和語詞，居然還有一種在思想上發人深省的意趣了。當他的日本友人薩摩雄次（1897—1966）問他為什麼不剪掉辮子的時候，他的這一句答覆真正暴露了辮子的作用：“這是我的護照。”原來辮子並非捍衛大清政權、效忠皇朝律法的信物，而是試圖引發任何新舊爭議的話柄。只有當這根辮子依舊垂在他背後晃盪的時候，他才能夠有機會應答時人關於辮子之種種機鋒！
一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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