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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德
英語文學在英語國家的大學成為一門學科，不過一百多年時間。這種建置在繁榮學術的同時，也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後果。現在不少博士論文，都要強調“方法”，考官首先注意的是作者是不是拿得出錚亮的理論裝備，好像沒有那些便於操作的詞彙，就有辱英文專業的門楣。結果出現兩種弊端。一是略知門道的讀者只需瀏覽序言，就可以大致推知結語，期待中的閱讀的愉悅，只得放棄；二是體現專業性、學術性的詞彙，往往過於抽象。特里·伊格爾頓在討論理論之熱的得失時曾引用一段妙文，讀起來高深，卻不知所云，幾乎是英語的變種。這些詞彙中特別流行的（如“後現代性”）大而無當，像迷宮一樣，作者在裡面兜圈子，論文做得吃力，讀者也叫苦不迭。這種情況，在其他語種裡也存在。
研究文學的人多了，然而很多論述文學的寫作卻為了“艱深”而疏遠普通讀者。20世紀中期，一些批評大家的文章在非專業的讀書界影響很大；而現在的“學術”與公眾越來越遠，要透過“學院派寫作”來親近文學，希望是不大的了。於是我們想到，還是要請作家來談文學，因為他們心目中理想的讀者是普通讀者，他們使用的語言，讀起來也不會拗口，經驗之談中有著出人意料的洞察。
約翰遜博士是英國文學史上最受人敬重的人物之一，他在為詩人格雷作傳時曾說，普通讀者的識趣未被文學上的偏見所敗壞，他很高興與這樣的讀者意見相合；詩作能否傳世，固然與詩人的學問和詩藝相關，但最終將取決於普通讀者的常識。弗吉尼亞·伍爾夫深愛這段文字，她還把“普通讀者”用作自己評論文集的題目。伍爾夫在那本書的自序中指出，約翰遜博士心目中的普通讀者，文學上的修養並不是很高，造物主也沒有賞給他/她出眾的才能。他/她讀書純粹是為了自娛，絕不是為了積攢知識，以便向學生傳授，或糾正別人的看法。
上世紀80年代，我國也出現一股理論熱。王佐良先生感嘆道：“在各種理論之風不斷吹拂的當前，回到約翰遜的‘常理’觀是需要理論上的勇氣的。”這常理“不是純憑印象，而是摻和著人生經驗和創作甘苦，摻和著每人的道德感和歷史觀”。這種文學批評“具體而又不限於技術小節，有創見而又不故弄玄虛，看似重欣賞，實則關心思想文化和社會上的大問題”。約翰遜深知人生的難處與矛盾，他的思想溫和而實在。說來也巧，在哈羅德·布魯姆的《西方正典》中，約翰遜是唯一入選經典作家的批評家。布魯姆認為，在西方文學批評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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