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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卡夫卡和他的讀者能夠意見一致。卡夫卡的日記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聯絡的小說片段，而他的小說《城堡》則像是K的漫長到無法結束的日記。
應該說，卡夫卡潔身自好的外來者身份恰恰幫助了他，使他能夠真正切入到現存制度的每一個環節之中。在《城堡》和其他一些作品中，人們看到了一個巨大的官僚機器被居民的體驗完整地建立了起來。我要說的並不是這個官僚機器展示了居民的體驗，而是後者展示了前者。這是卡夫卡敘述的實質，他對水珠的關注是為了讓全部的海水自動呈現出來。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卡夫卡同時代的作家，還是後來的作家，對他們自身所處的社會制度的瞭解，都很難達到卡夫卡的透徹和深入。就像是《城堡》所顯示的那樣，對其官僚機構和制度有著強烈感受的人不是那裡的居民，而是一個外來者──K。《城堡》做出了這樣的解釋：那些在已有制度裡出生並且成長起來的村民，制度的一切不合理性恰恰構成了它的合理。面對這至高無上的權威，村民以麻木的方式保持著他們世代相傳的恐懼和世代相傳的小心翼翼。而K的來到，使其制度的不合理性得到了呈現。外來者K就像是一把燻肉切刀，切入到城堡看起來嚴密其實漏洞百出的制度之中，而且切出了很薄的片，最後讓它們一片片呈卷狀飛了出去。
在卡夫卡的眼中，這一把燻肉切刀的鋒刃似乎就是性，或者說在《城堡》裡凡是涉及到性的段落都會同時指出敘述中兩個方向，一個是權威的深不可測，另一個是村民的麻木不仁。
關於權威的深不可測，我想在此引用瓦爾特·本雅明的話，本雅明說：“這個權威即使對於那些官僚來說也在雲裡霧裡，對於那些它們要對付的人們來說就更加模糊不清了。”當卡夫卡讓他的代言人K在積雪和夜色中來到村子之後，在骯髒破舊的客棧裡，K拿起了電話──電話是村民也是K和城堡聯絡的象徵，確切地說是接近那個權威的象徵，而且所能接近的也只是權威的邊緣。當K拿起電話以後，他聽到了無數的聲音，K的疑惑一直到與村長的交談之後才得以澄清，也就是說當一部電話被接通後，城堡以及周圍村子所有的電話也同時被接通，因此誰也無法保證K在電話中得到的聲音是否來自於城堡。由此可見，城堡的權威是在一連串錯誤中建立起來的，而且不斷髮生的新的錯誤又在不斷地鞏固這樣的權威。當K和村長冗長的談話結束後，這一點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儘管村長的家是整個官僚制度裡最低等的辦公室，然而它卻是唯一允許K可以進入的。當村長的妻子和K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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