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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來。
餘華：一個人和他所處的民族、時代背景都是聯絡在一起的。只要完整地表達好一個人的真實內心，就什麼都有了。我聽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不用去了解，一聽就是19世紀下半葉俄羅斯的產物。我覺得柴可夫斯基是馬勒的前輩，就是因為在柴可夫基的音樂中沒有超越。幹嗎非要超越呢？在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中充滿了一種深不見底的絕望。
記者：您認為絕望和超越絕望，這兩者有沒有高低之分？
餘華：深陷在絕望之中，或者說能夠超越絕望，這應該是同等的兩種不同的生存狀況。就我個人而言，我更容易被絕望吸引，也更容易被它感動。因為絕望比超越更痛苦，也就是說絕望是一種徹底的情感，而超越是一種變化的情感。柴可夫斯基是把痛苦赤裸裸地撕給人們看，所以我以為柴可夫斯基比馬勒更能代表19世紀的世紀末。
記者：您不喜歡馬勒？
餘華：應該說，每一個作家的創作情況不一樣，每一個音樂家的創作情況也是各有千秋。杯子和水瓶並沒有好壞之分，說它們有好壞，就過於簡單。馬勒的交響曲中，我最喜歡的就是《第九交響曲》。當他要傷感地向這個世界告別，當他要表達非常具體的一個活著的個人與死亡的關係時，顯得非常有力量，表達得無與倫比。
記者：您認為馬勒的《第九交響曲》是他個人與死亡的對話？
餘華：或者說是一種關係，一個活著的人和死亡的交往過程。起先是要抵制，後來才發現，死亡已經給了他一切。這部交響曲由卡拉揚指揮的那個版本，非常感人。相比之下，馬勒的《第二交響曲》，我覺得缺少情感上的力度。在馬勒這裡，《復活》好像是一種思考或者說是一種理想，一種觀點；而《第九交響曲》表達的是一個十分具體的問題。他老了，心臟脆弱，他要死了，他不可能迴避，也不可能超越，只能面對它。
記者：有人認為，柴可夫斯基就好比19世紀俄國文學中的屠格涅夫。您的觀點呢？
餘華：柴可夫斯基一點也不像屠格涅夫，鮑羅丁有點像屠格涅夫。我覺得柴可夫斯基倒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相近，因為他們都表達了19世紀末的絕望，那種深不見底的絕望，而且他們的民族性都是透過強烈的個人性來表達的。在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中，充滿了他自己生命的聲音。感傷的懷舊，纖弱的內心情感，強烈的與外在世界的衝突，病態的內心分裂，這些都表現得非常真誠。柴可夫斯基是一層一層地把自己穿的衣服全部脫光。他剝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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