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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映襯了更偉大的知見和堅持。這一案的辯狀在當時即經《申報》《大公報》《國聞週報》等新聞紙報道、轉載，後來又與陳獨秀的自我辯護一同印刷刊行。在另一方，國民黨中央日報副社長程滄波也發表了《今日中國之國家與政府——答陳獨秀及章士釗》一文——值得注意的是：程滄波的反面文章發表的當天下午，陳獨秀就被法庭判處十三年的重刑，罪名正是：“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即使章士釗隨後又發表了《國民黨與國家》的文章，已然無助於客觀真理之揭露。這一番駁火，堪稱是民國成立以後，頭一次在大眾媒體上掀起“政府不等同於國家”的辯論。
此一舉國矚目的辯論顯然為章士釗帶來了莫大的衝擊。他在陳獨秀入獄一年以後，被推舉為上海法學院院長，直到對日抗戰軍興，仍然居住在上海租借區中，與國民政府漸行漸遠，卻因之而與唯一能在日本佔領勢力之下得以保留社會影響力的杜月笙越走越近。縱然侵華日寇之焰甚熾，他所關心向往的，並非如何在軍事上制敵，卻仍然是如何健全自己國家的政治倫理。
一場章士釗並未參與、結果也並未成功的政治暗殺，使得剛剛成立於一九〇四年八月的華興會遭到破獲。行刺案的兇手萬福華顯然是為了報復事主王之春（時任廣西巡撫）在前一年的十月平定了廣西柳直髮動的一次革命黨起義。王之春命大，逃過一劫，立刻辭官致仕，歸隱於湖南衡陽，且在兩年之後過世。
章士釗身陷囹圄四十天，除了留下“必設一牛肉店於杭州西湖道上”的尷尬豪語，還可能為他在革命議題上帶來極深刻的反省。對於這一段歷史，一般多盛稱日後獻身反袁、發起護國運動的蔡鍔——正是蔡鍔冒風雪奔赴泰興，求得知縣龍璋之奧援，由龍璋出面，向上海當局保證，才讓黃興、張繼和章氏兄弟等人逃解牢獄之災的。不過，章士釗從此放下極端暴力手段的革命路線，甚至堅決不參加任何政黨，應與王之春案有關。
從某一方面來看，王之春和參與營救章士釗等人的龍璋一樣，並不是市井傳言之中那種袍袖龍鍾、翹靴搖辮的蠹吏。他們和章士釗都是湖南同鄉，雖然三個人並沒有交集，但是王之春曾經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出使俄國，歸來之後，上了也堪稱是“變法”的條陳，具體提出關於鐵路、軍制、變通科學、造就人才、籌款項、重工商、開礦務以及辦交涉的主張；是首倡“華洋合辦”的新派人物。他也曾參與、主導了和法國商訂密約，與俄、德聯手發動了一場國際干涉，阻斷日本獨佔遼東半島的陰謀。
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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