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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過世（1906）一年之後，龍璋也辭官歸裡，但仍以鄉紳的身份，積極為興辦學堂、瓷業、輪汽船公司以及組織商會、農會而任事——說他是努力從實業上打造新中國則一點兒也不為過。
這三個互不相識的湖南老鄉卻圍繞著一場行刺案，登上歷史的舞臺。一個是革命黨人對立面的封疆大吏，一個是受牽連而心繫革命的知識青年，一個是周旋於革命與反革命勢力之間、具有進步思維的帝國官僚，他們之間的幾個錯身，並無一晤之緣，最後卻具現於章士釗一人的覺悟和改變之上。
由於龍璋的援救而脫獄之後，章士釗隨即潛往日本，還當選了留日湖南學生會職員長——這可能是他最後一個社團職務；主要的工作是反對日本藉辭取締清朝留日學生的壓迫行為。
同盟會就是在這一壓迫的背景之下成立的。當時日本文部省頒佈的《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嚴密控管學生寫信、發電文等對外聯絡，並規範留學生必須隨時接受調查、限制住居；此舉非但沒有促成同盟會進一步的團結，反而導致烏合之眾的潛質畢露，幾乎釀成進一步的崩解。
此時，和章士釗共患難已久的獄友黃興隸屬於早先“華興會”的派系，章太炎則屬於以江浙人為骨幹的“光復會”，孫文、胡漢民等廣東同鄉則是“興中會”出身。各派之招兵買馬也各有基於互相爭勝的主題——此時，浙派的秋瑾、徐錫麟主張輟學回國立刻從事暴力革命；粵派的汪兆銘和胡漢民等主張先完成學業，徐圖大成。
章太炎、孫毓筠是各派人馬之中最積極爭取章士釗入會的一方，這時沒有人瞭解：章士釗對於“黨”和“革命”這兩件事有了根本異於從前的認知。與其說一場牢獄之災使之畏怯，不如說是一樁行刺案的苦主和救脫牢籠的奧援使之醒覺。
滿懷熱忱的同盟會同志把章士釗軟劫在新宿寓所的房間內，兩日兩夜不讓其出門一步；甚至還許了他一個新媳婦兒——此事，後來居然成了。
清末流傳的志士仁人故事裡“割肉煎湯、和藥以進”的段子不少，前撰《社會居然有教育》文中提到的伍博純就是一個例子。伍博純二十二歲那年病肺咯血，群醫束手，他的妻子徐氏瞞著上下家人，默禱於天，割下一塊手臂上的肉入藥，讓伍博純喝，居然有奇效，將養半年多，也就痊癒了。此事在章士釗後來的老丈人——“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吳保初身上就不靈了。
吳保初的父親吳長慶是李鴻章親手培植的淮軍將領，也是看在故人舊交的情面上，把袁世凱一路提拔到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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