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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會昌五年（845）還俗的僧尼就多達二十六萬，大唐子民的負擔之重可想而知。這時就算換了武則天，恐怕也得調整政策，何況武則天只有一個。[4]
但，三武一宗以後，卻再也沒有滅佛的事情發生。佛教不但與朝廷，與道教和儒家也相安無事。文學作品如《紅樓夢》中，佛僧和道士還往往聯手。明代嘉靖皇帝崇道，清代雍正皇帝信佛，都沒有引起政局的動盪。自稱破塵居士或圓明居士，在宮中舉行法會說法受徒的雍正皇帝，甚至照樣毫不留情地颳起廉政風暴，將帝國的財政扭虧為盈。[5]
這當然不會是皇權政治變成了神權政治，只可能是佛教發生了變化，當權者、儒家和道教也做出了相應調整。他們學會了和平共處和中庸之道，也懂得了“鬥則兩敗，和則俱存”的道理，終於攜起手來致力於中華文明的共建。
首先是佛教在帝國的結構中擺正了位置。他們透過種種方式和途徑，包括對寺院規模和僧尼數量的自我控制，一再向統治者表明心曲：自己將永不謀求執政地位，也不打算將中華帝國變成中華佛國。但，這隻能保證他們不再遭受迫害和法難。要想長期生存，必須自我革命，自我拯救。
也就是說，徹底中國化。
中國化早就開始了。第一步是巫術化的浮屠道，時間在東漢到五胡十六國；第二步是玄學化的般若學，時間在西晉到東晉。靠著這兩步，佛教從鮮為人知的外來文化變成了風靡天下的中華時尚。這就讓他們意識到，與華夏傳統相結合才是自強自立的不二法門，而代表著這傳統的是儒家，因此還必須邁出關鍵的第三步——實現自身的儒學化。
儒學化的佛教就是禪宗。[6]
禪宗雖然創始於唐，大行其道卻是在宋，佛教不再有性命之憂也是在宋。這說明任何事情都有一個過程，佛教的中國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管怎麼說，這一切都是從惠能開始的，他提出的“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正是佛教的儒學化綱領。[7]
這就同時給我們提出了四個問題：禪宗怎樣實現了佛教的儒學化？實現這一革命目標的為什麼不是別的宗派，而是禪宗？變革為什麼不早不晚，偏偏在這時發生？禪宗在改變了佛教的同時又改變了別的什麼？
那就讓我們探個究竟。
[1]法琳最後死在流放途中。他的事蹟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鑑》均無記載，只見於《續高僧傳》卷二十四、《開元釋教錄》卷八、《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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