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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章士钊。“章君向持毁党造党之论，大得时谤，而章君力持其说不变，可谓刚毅近仁者矣。某向者亦颇怀疑于章君之说，谓党势既成，毁造当非时势所能实现。今乃自悟向说之谬……”
这个“真正的记者”黄远庸真情流露，不吝自责其昨非而今是，正是从“毁党造党”的坚决论述里看清楚国民党打从一开始缔造，就是“名与实大戾”，且“病国病人才”的一个党！
从民国元年而后，黄远庸主要的工作，就是当逐鹿问鼎之各路诸侯提出他们的见解、揭橥他们的理想、展现他们的企图或是流露他们的野心欲望之时，予以客观、冷静甚至可以说是无情的擘析、拆解甚至抨击。他似乎无所与可，但是每每在实务问题上都能掌握新国家、新政局、新思维所迫切需要的理性。下引一篇短文可以例其余：
吉林代表翟君，以蒙古事抗言而责袁总统。袁总统因深为不怿。退而唐在礼（按：袁之侍从武官）语翟君：“代表性质与立法机关异，奈何面折总统？”翟君愤谓：“国事如此，奈何尚禁人发言？”呜呼！翟君之言是也；唐在礼之言亦是也。然国事败坏之先，不知分别责任；至于事后，乃以法律权限云云责人。呜呼！法律权限，多少之罪恶，假汝以行。（《送吉林代表翟君》）
通篇不过一百二十余字，拆穿了民国肇造之初野心家政客的惯技——有法可守之时，并不在意守法；无事可成之际，却假法律权限为辞，以卸其责，以诿其过。
当看见政客以辞职表现风骨的时候，他并不急着喝彩，反而一手拆穿：这些人根本不是真心求去，“特用以为牢骚无聊之一法门”。他真正要指出的是：在民主制度之下，官员之去留，是要和政策之用舍相互绾结的；食禄当差之人，乃以政策之用而进，亦以政策之不用而退。但是黄远庸的话不仅如此，他总有能力以灵活如弹丸的文笔，激怒各方人士：“诸君之家不用仆媪乎？稍加斥责，便声称要去，及真命算给工食，则又顾恋饭碗而求勿去矣，此辞职之解释也。”（《辞职之解释》）
民国初年，曾经担任过浙江都督府秘书长、参政院参政的陈敬第是宦门世家，哥哥陈汉第还当过国务院秘书长，兄弟俩又都是书画界的耆宿，颇负时望。到一九三五年，陈敬第曾经应黄远庸之子所邀，为《远生遗著》作跋，在那篇简短的、看似交代出版背景琐事的文字里，陈敬第两度提及史量才：“去年夏天，余在莫干山，乃欲书陈君匋遗、与史君量才，商由申报馆印行，慨然允诺。”以及：“未几，量才亦以狙击死，距远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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