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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作者混淆的人們，我一般是贊同的。《純真博物館》在伊斯坦布林出版後不久，我偶然遇到了一位數年未見的老朋友，他是一位教授，時不時和我談論這些問題。我以為他會心懷同情，就抱怨說所有人都在問我，“你是凱末爾嗎，帕慕克先生？”我們穿行在尼尚塔什的街道上，邊走邊聊。那裡是我小說展開的場所。我們回憶起盧梭《懺悔錄》第十一卷中的一段，盧梭抱怨讀者對他的小說《新愛洛伊絲》的反應（“我之所以青睞女人是因為她們相信我所寫的是我自己的歷史，相信我本人是浪漫故事的主人公”）。我們還能記得米歇爾·福柯的文章“什麼是作者？”，理想讀者和隱含讀者的概念，沃爾夫岡·伊塞爾與安伯託·艾柯的著作（後者在1993年發表過諾頓演講，是一位我倆都敬佩的作者）。我謙遜的朋友談到了阿拉伯詩人阿布·努瓦斯（Abu Nuwas），我在小說《黑書》“三劍客”一章中曾提及這個詩人—一個異性戀者，但其寫作方式似乎是同性戀者所為。他告訴我，許多世紀以來，中國的作家在自己作品中採用女性人物口吻。就像非西方的知識分子總是抱怨本國人缺乏明辨能力，我們在一起漫不經心地討論讀者熱衷閒談的興趣是如何被報紙激發的，而這又如何妨礙土耳其人獲得有關虛構和小說的西方式理解。
就在這時候，我的老朋友在泰什維奇耶清真寺對面的一幢公寓樓前停下。我也停下來，疑惑不解地看著他。
“我以為你到家了。”他說。
“我是到家了，但我不住在這兒。”我回答。
教授說：“真的？我根據你的小說判斷，主人公凱末爾和他的母親就住在這裡。”他接著自我解嘲道：“我在無意識之中一定相信你和你母親也搬來這裡了。”
就像老年人到了某一階段會在匆忙之間混淆任何事物，我們也會因為混淆了虛構和現實而相視一笑。我們感到，這種幻象已經控制了我們，不是因為我們忘記了小說既基於想像也基於事實，而是因為小說把這種幻象賦予了讀者。現在，我們也開始認為，我們喜歡讀小說正是出於這一目的：為了融合虛構與真實。我們在那個時刻感到—以我在本系列講座中提出的觀念而言— 渴望同時是“天真的”和“感傷的”。讀小說和寫小說一樣需要在這兩種心態之間不斷徘徊。
現在我可以引入這次講座的實際主題：作家的“簽名”—他或她表現世界的獨特方式。但是，首先允許我重提我在第一講中提過的一兩件事情。我講過在每一部小說背景中的某個地方存在一個真實的或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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