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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名声。伍博纯本人于国音统一问题原无半点兴趣，然而，和他共同筹组“通俗教育用品制造所”的一个朋友（其实是个生意人）却提醒他：你若不趁此机会北上找些达官贵人筹款，“咱们也通俗不下去了！”
这可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伍博纯一到北京，便展开了密集的拜会和宣传活动——包括举办当时北方各界都很喜欢举办的“讨论会”。
民主之于近代中国之第一启迪便是“讲话”！许多人也许就是受到了一场慷慨激昂的公开演说之刺激，摇身一变成为抛头颅、洒热血之革命追随者；反过来说，也有人不惜以头颅热血之抛洒为代价，换取一场慷慨激昂的公开演说之机会。人们着迷于演说、热爱着演说，也对于在演说中能够掌握修辞、发挥情采、辩理清明、思致绵阡者，产生无比的崇敬。筹款募捐，往往也要靠这一套。在奔走演讲了几个月之后，人们对于伍博纯有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他真会讲！”
伍博纯却在预定南返的前一天大量呕血，十二年前的旧疾复发，不得已，被送进了一家日本人开设的“川田医院”诊治。不过上海通俗教育总会方面所关心的是“经费无着，势将解体”，以及“盼速南旋，以维残局”。等到徐氏带着六岁的儿子来到北京见他之时，双方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民国以来第一个主张社会教育的先知就因肺结核死在北京，享年三十四岁。
前揭“社会居然有教育，国民永不忘先生”虽然是一副知名的挽联，但是所言不确——大部分的人在不到一百年间就忘记了伍博纯，倒是另一副他的同乡胡均的挽联写得凄恻而准确：“事不可为，贾生以是忧愤；语乃成谶，李贺毕竟呕心。”——伍博纯北京行前的确说过：这一趟若是募不成款，就来给我送葬罢。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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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伍博纯其人一生之言行，我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初草成此稿，在当时台静农先生所亲授的“治学方法”课程中提出口头报告。那是我进入研究所之后第一篇与课业有关的文字。台老上课的风范独特，他并不怎么讲授治学应该用些什么方法，大部分的时候，他老人家就是闲说些从晚清到民国之间“老辈儿学人”家长里短的小故事，特别侧重于表现在那学人文章之中读书和拟题的习惯。
我的报告稿原本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就不怎么会写学术文章，会以伍博纯为题目，根本是因为静芝老师给的那一本《稼青丛稿》就在手边，我又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是关于“讲话”的力量那样的论述——当我写下：“民主之于近代中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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