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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芬和柏遼茲，其他的人都是這四個人的將領和副官，以及無數的追隨者，穆索爾斯基在最後寫道：“他們只能沿著巨匠們劃出的狹路蹦蹦跳跳，但是，你如敢於‘跑到前面’的話，那將是令人恐懼的！”在這句用驚歎號結束的話裡，穆索爾斯基幾乎使自己成為了藝術的宿命論者，不過他也確實指出了音樂創作中最大的難題，這樣的難題是膽大包天的人和小心謹慎的人都必須面對的，無論是離經叛道的柏遼茲還是循規蹈矩的門德爾松都無法迴避。
與此同時，正是這樣的難題不斷地壓迫著敘述者，才使敘述中的否定可以不斷地合法出現，讓敘述者“跑到前面”，穆索爾斯基指出的“恐懼”同時也成為了誘惑，成為了擺脫敘述壓制時的有力武器。尤其是那些才華橫溢的年輕人，創作之路的陌生和漫長很容易使他們深陷於敘述的平庸之中，他們需要在下一個經過句裡獲得嶄新的力量，就像陽光撥開了雲霧，讓正在進行中的敘述不斷去經受震動。於是他們就會經常去借助敘述裡的否定之手，隨便一揮就讓前面的敘述像白痴似的失去了方向，敘述被顛倒過來，方向也被重新確立。瓦格納十七歲時就已經精通此道，在那一年的聖誕之夜，這個標新立異的年輕人以一首《降B大調序曲》參加了萊比錫宮廷劇院的演出，他在每隔四小節的樂曲裡安插了一陣否定式的最強音鼓聲，使聖誕之夜的聽眾們飽受驚嚇。然而在每一次驚嚇之後，劇院裡出現的都是鬨堂大笑。
1924年，埃爾加在《大英帝國展覽》的文章裡這樣寫道：“一萬七千個敲著槌的人，擴音機、揚聲器等——有四架飛機在上空盤旋著等等，全都是令人討厭的機械東西。沒有電視，沒有浪漫，欠缺想象……但是，在我腳下我看見了一堆真正的雛菊，我的眼睛不禁為之溼潤。”
在這裡，埃爾加表達了一個在內心深處展開的敘述，一堆小小的雛菊，它們很不起眼，而且似乎是軟弱無援，然而它們突然之間產生了力量，可以將一萬七千個槌聲，還有擴音機、揚聲器和飛機等等全部否定。同時，埃爾加也為存在於敘述中的否定的原則提供了心電圖，這是至關重要的，正是那些隱藏在藝術家內心深處的情感和思想，它們像島嶼和礁石散落在大海里那樣，散落在內心各處，而且深藏不露，它們等待著敘述之船的經過，讓其靠岸，也讓其觸礁。這幾乎是所有偉大的敘述者都要面對的命運，當巴赫為兩個合唱隊和兩個管絃樂隊寫下《馬太受難曲》時，他不斷地要讓宣敘調的獨唱去打斷合唱隊的對唱。隨時插入到原有敘述中的新的敘述，成為了改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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