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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她又去森林，再次看到了它，同樣沒有愛上霍斯陸。只是在第三次，席琳前往林中看到他的人時，才陷入愛河。難道對那個如此英俊迷人的男子，她不是一見鍾情嗎？我的主人公黑問。謝庫瑞則回答說，在傳說中，一切都是在“三次”情況下發生的，每個人都有三次機會，而在現代小說中，一切卻只有一次機會。我放棄的那個標題其實與小說的主旨有關。《我的名字叫紅》圍繞這一問題，從各個角度進行闡述：假如席琳是看到畫愛上了霍斯陸，那麼他的畫遵循的一定是西方肖像畫手法，這樣看到畫後，她可以在街上認出霍斯陸（就像依據身份證上的照片），而伊斯蘭細密畫描繪的是美的普遍本質。世代以來，有上百幅帖木兒王、蘇丹和可汗的畫像，但是今天，我們對他們到底是誰卻一無所知：那只是理念中的蘇丹或可汗。一個人怎麼可能會愛上一個跟誰都那麼像的人呢？
我的書反映了這些主題。黑，某種程度上是以霍斯陸為原型的，在失去愛情之後開始了流浪的生活，數年來一直思戀昔日愛人的音容。但在某個時刻之後，戀人的容貌還是漸漸模糊，原因就是他沒有一幅西方風格的肖像畫，可以將她隨時呈現在自己眼前。他知道，如果我們沒有戀人的肖像，無論我們有多愛她，她的音容還是會漸漸在記憶中淡去。代替她的，是我們看到的各種回憶之念。這是小說的另一主題：我們必須要記住某人的面容，某人獨一無二的臉孔。這也就是為什麼，小說最初名為《愛上第一幅畫》。
霍斯陸與席琳的故事廣為人知，是伊斯蘭文學中最頻繁出現的主題。在我的小說中，它也是很多場景、約會、情形以及儀態描寫的範本。我們都有同樣的文化背景；我們讀小說，看電影。所有這些，都構成了我們的敘事原型（根據榮格理論[1]）。衡量一個新故事，要將它與我們頭腦中的舊模板相比較，並看自己是否喜歡它。就像那部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甚至是渴望自己會去扮演的電影：我們應稱其為《西區故事》（West Side Story）[2]還是《羅密歐與朱麗葉》？我認為，霍斯陸與席琳的故事少一些羅曼蒂克，多些現實色彩。這個故事更富手腕和陰謀詭計，更遮遮掩掩，因此，它也更復雜世故。
我小說關注的焦點是：將波斯細密畫作品中過分追求過濾、淨化的詩化風格，與今天我們所理解的小說講求速度、力量、受角色推動的現實主義風格相結合。從這種意義上講，稍稍誇張地說，故事中的人物，例如小說中的謝庫瑞，也表明了真實的、有血有肉的角色發展脈絡，他們甚至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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