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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個部落領袖，正如亞伯拉罕一樣。”
卡拉在報上登過廣告，本來是為了招聘書店經理，不料卻為自己招來了一個商業搭檔，在西海岸發展多年後迴歸華盛頓的芭芭拉·米德。芭芭拉了解圖書，也瞭解零售業。這兩位女性都是年近五十歲的母親，都嗜書如命，但卡拉熱情固執，而芭芭拉相對保守謹慎，二人完美互補，相得益彰。芭芭拉後來這樣描述兩人的合作：“我的性格像貓，我會悄無聲息地走進房間，安靜地坐到角落，專心關注正在發生的一切；卡拉的性格像狗，歡快地跑進來，跟每個人都親親密密。”她們兩人在經營中鮮有矛盾，卻在書店名字上一直爭執不下。卡拉認為“政治與散文”很能代表華盛頓，但芭芭拉不以為然，並告訴她：“取這樣一個名字是個嚴重的錯誤。”儘管如此，這個名字還是保留下來了。
書店開張的頭幾個月，店裡總共只有兩個店主和一個臨時工。但不到一年時間，她們便有了第二個銷售助理。到1989年，政治與散文書店已經擁有六名員工。同年夏天，書店搬到街對面，有了更寬敞的店面和更大的櫥窗。街坊鄰居們主動集合，幫忙搬運書店的一萬五千冊圖書，還有一名警察在康涅狄格大道上指揮交通。當時我也是其中一員，拖著一箱箱當季暢銷書向新店走去，其中有薩爾曼·拉什迪的《撒旦詩篇》、約翰·歐文的《為歐文·米尼祈禱》、戴維·哈伯斯塔姆的《49年的夏天》、A.斯科特·伯格的《戈爾德溫》以及西蒙·沙瑪的《公民們》。對於我們很多人來說，拉著如此多暢銷書、長銷書、晦澀的詩歌集和必讀而我們從未讀過的經典，恰好體現了印在書店紀念手提袋和T恤衫上的標語：“書海浩瀚，只嘆人生短暫。”
兩位店主一直堅信書店應成為社群中心和思想聖地，政治與散文書店自然也就成了華盛頓率先舉辦作家活動的書店之一，幫助作者和讀者之間進行面對面的親切對話。起初，書店每月舉辦五場活動，請到的大都是一些本地記者和不太出名的作家；但到了1989年，活動數量增至每月十場。《紐約時報》評論道，政治與散文書店成了“每位寫政治題材作品的作家巡迴宣傳途中的必經之站”。的確，書店的顧客人群收入較高，接受過良好教育，且興趣廣泛；他們似乎對所有的作品型別都抱有熱情，不論是虛構類文學和詩歌，還是非虛構類敘事和時事新聞。店裡的員工驕傲地說道：“就像烏比岡湖鎮的小孩一樣，我們的顧客也都在平均水平之上。”[7]
不久之後，書店活動幾乎排滿了每一晚，很多時候甚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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