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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圖對立的整體意義。有一個例子來自陀思妥耶夫斯基。1870年7月，在規劃並創作《群魔》一年之後，陀思妥耶夫斯基遭受了多次癲癇發作。同年8月，在寫給侄女索菲亞·伊萬諾娃的信中，他描述了癲癇發作導致的後果：“我重新恢復工作，猛然間看到了麻煩所在，看到了我在哪裡犯了一個錯誤—隨之，一個新的規劃似乎自發而來，透過靈感呈現出其所有部分。一切內容都必須徹底改變。我沒有片刻猶豫，立即銷燬了已經寫的一切，從第一頁重新開始。一整年的工作成果就這樣被抹去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傳記第四卷《神奇歲月》中，約瑟夫·弗蘭克（Joseph Frank）提醒讀者，這位俄國小說家在信中像往常一樣言過其實。多虧了這個新規劃，陀思妥耶夫斯基得以把他的小說從一個單維的平面人物故事，轉化為一部出色的政治小說，但是他其實只重寫了一部分—他在前一年裡所寫的240頁中的40頁。
小說中的許多東西還保持原樣，包括其主題和大部分文字。是的，得到改變的是小說的中心。
我稱之為中心的所在，這個我們小說家直覺感知到的處所是如此重要，即使我們只是在想像中將之更改，也會感到小說的每一個句子和每一頁內容都已經改變，並且獲得了完全不同的意義。小說的中心像一種光，光源儘管模糊難定，但卻可以照亮整座森林—每一棵樹、每一條小徑、我們經過的開闊地、我們前往的林中空地、多刺的灌木叢以及最幽暗、最難穿越的次生林。只有感到中心的存在，我們才能前行。例如，V.S. 奈保爾在自傳體作品《發現中心》的序言中指出，他的“敘述如何陷入流沙，停滯不前”，因為“它沒有中心”。即使身處黑暗，我們也向前推進，滿心希望我們將很快看到這種光。
寫作和閱讀小說都需要我們將所有來自生活、來自我們想像的材料—我們個人世界的主題、故事、主人公和細節—融入這種光，融入這個中心。中心位置的模糊絕不是一件壞事；相反，這是我們讀者需要的一種屬性，因為如果中心過於明顯，光線過於強烈，小說的意義將直接被揭示出來，閱讀行為就成了單調的重複。閱讀型別小說—科幻小說、犯罪小說、時代幻想、傳奇小說—我們從沒有問過自己博爾赫斯在閱讀《白鯨》時曾經提出的問題：什麼是真實的主題？哪裡是中心？這些小說的中心就在我們從前閱讀同類小說時曾經發現它的地方。不同的只是冒險過程、周圍景色、主要人物和謀殺犯。在型別小說裡，敘述必須以結構化方式暗示的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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