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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在不同作品之間都保持一致。除了少數創造性作家的作品，如史坦尼斯勞·萊姆（Stanislaw Lem）和菲利普·K. 迪克（Philip K. Dick）的科幻小說，派翠西亞·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的驚悚小說和謀殺迷案，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間諜小說，型別小說不會激發我們任何尋找中心的衝動。正因為如此，這些小說的作者每隔幾頁就會新增一個新的懸疑和計謀。在另一方面，因為我們由於不斷追問有關生活意義的根本問題而弄得筋疲力盡，看型別小說會讓我們感到舒適和安全。
實際上，我們閱讀這些小說是為了享受居家的寧靜與安全，因為家中每一件熟悉的東西都在其慣常的位置。我們選擇文學小說、小說傑作，在其中尋求或許會給生活賦予意義的教導和智慧，因為我們在世界裡缺乏居家的感覺。為了獲得居家感，如席勒所做的，我們需要在心理狀態和文學形式之間建立一種關係。現代人需要並閱讀小說，為了在世界中體驗居家感，因為他和所在宇宙的關係已經遭到破壞—在這個意義上，他已經實現了從天真性到感傷性的轉變。由於心理的原因，我在年輕時感到一種強烈的需要，要閱讀小說以及形而上學、哲學和宗教的著作。我絕不會忘記我在二十幾歲看過的小說，那時候我狂熱地探尋小說的中心，彷彿事關生死。不僅因為我在追尋生活的意義，而且因為我在創造並精煉我的世界觀、我的道德敏感性，我在應用各種洞見，而這些洞見由我搜羅自諸如托爾斯泰、司湯達、普魯斯特、托馬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伍爾芙等大師的小說。
有些小說家在開始寫小說時並沒有詳細規劃，他們知道小說中心是在創作的過程中逐漸呈現出來的。在發現並完善中心的過程中，他們決定何者多餘，何者不足；哪部分太短，哪部分太長；哪個人物還顯得膚淺，哪個人物則可有可無。他們修改時還會精心彌補細節。有時候，他們寫了數千頁，卻無法確定中心。在決定小說的總體形態之前，他們也許會死去，把這一任務留給那些熱切的編輯和學者。
別的小說家從一開始就確定了小說的中心，並且毫不妥協地堅持寫下去。比起不加周密規劃或不考慮中心的寫法，這種方法要困難得多，特別是開頭幾節的寫作中。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裡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和重寫部分內容。但是在這種努力之中真正令人好奇的是，小說中心即小說的主要觀念在他創作此書的整整四年中竟然保持不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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