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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目睹了印度和中國令人驚訝的經濟增長，以及這兩個國家中產階層的擴大。不過我認為，只有看到這些階層人們的生活在小說裡有所反映，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到他們在這場轉變中所起的作用。無論是非西方的資產階級也好，或者富裕的官僚也罷，不管你怎樣稱呼這些新的精英分子，他們就如同我們國家的精英一樣都會認為：如果要讓自己剛剛獲取的財富和權力合法化，那就必須遵循兩條單獨、似乎不相交合的行動路線。首先，他們必須採用西方的語言和觀念，來為自己迅速增長的財富正名。其次，在確定了需要這些知識之後，他們則又開始擔當起教育國民的責任。當人們斥責他們忽視傳統時，他們便以惡毒、狹隘的民族主義來回應。外國觀察家所認為的稀奇古怪的爭端，可能只不過是這些政治和經濟計劃與其產生的文化渴求之間的衝突。一方面，有人要匆匆忙忙加入全球經濟；另一方面，惱怒的民族主義將真正的民主和思想自由當做西方的發明物。
在描寫後殖民時代非西方國家無情、兇惡的精英統治階層的第一批作家中，V.S.奈保爾是其中之一。我在韓國遇到偉大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聽說他曾有宣告，對日本在侵韓、侵華期間犯下的醜陋罪行，應該在東京進行公開討論。之後，他也因此言論受到了極端民族主義者的攻擊。還有俄國對車臣、其他少數民族以及對民權組織的不容忍態度，在印度的印度民族主義者對言論自由發起的攻擊——這一切都是由同樣的矛盾滋生出來的。
當明天的小說家們準備敘述新精英階層的私人生活時，他們毫無疑問會期待西方對他們國家限制言論自由的現象加以批判。但是現在，有關伊拉克戰爭的謊言以及美國中央情報局秘密監獄的報道，已經非常嚴重地損害了西方在土耳其和其他國家的信譽。對於像我這樣的人來說，要在我的世界裡去證明西方民主的真實性，已經成為越來越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