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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後者對於工具及物品的描述更為詳細，所以伊本·圖飛爾“晚了”笛福六百年，這兩個結論，都是第二種愚昧的例子。
可敬的非利尤丁大師，穆斯塔法三世統治期間的一位伊斯蘭教長，在聽到一位口無遮攔的朋友說了一句魯莽失禮的話之後，突然受到啟發（那位朋友在某個星期五晚上來教長家拜訪，看見他的書房裡有一張精美的寫字檯，不禁說道：“尊貴的先生，你的書桌看起來就好像你的腦袋一樣，亂七八糟啊。”），於是在1761年3月提筆寫下一首雙韻長詩，其中用了許多關於他的腦袋和寫字檯的比喻，以證明兩者中的每樣東西都是井然有序。他在詩中提出了一個觀點，認為我們的腦袋也有十二個部分——就好像那精巧的亞美尼亞制寫字檯，有兩個小櫃、四個架子和十二個抽屜——以便讓我們置放時間、空間、數字、檔案，以及我們今日稱為“因果”、“存在”和“必然性”的各種零星雜物。而在他二十年後，康德才把純粹理性分類成十二個範疇。如果我們就因此推論說，德國人把土耳其人的概念據為己有，那麼此種說法，正是第三種愚昧的例子。
費瑞·凱末爾醫生，當他提筆描繪眾人企盼已久的無上榮耀救世主時，並沒有料到一百年後，他的同胞會用如此愚昧的方式來解讀他的書，不過，要是他知道了，也不會感到太驚訝。畢竟，他一輩子就被包圍在冷漠和忽視的光環中，致使他隱遁入一個寂靜的夢裡。今天，當我想像他那張從未拍照留存的臉時，眼前只浮現一個夢遊者的臉：他已徹底上癮。阿布杜拉曼·謝瑞夫寫了一篇滿紙誹謗的研究文章《新奧斯曼人與自由》，告訴我們，費瑞·凱末爾醫生把他的許多病人變成和他一樣上癮。1866年他前往巴黎，抱著某種模糊的反叛意識——沒錯，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次歐陸之旅的前一年!——並發表了幾篇文章，刊登在《自由報》和《記者報》兩份歐洲報紙上。他一直留在巴黎，甚至當青年土耳其黨員與意見不合的宮廷達成妥協後，相繼返回伊斯坦布林，這時也不見他的蹤跡[2]。既然他在書前序言中提到波德萊爾的《人造天堂》，或許他也知道我最喜愛的德昆西[3]，也許他正在嘗試鴉片，不過在他書中談到他的部分，卻看不出有這類嘗試的蛛絲馬跡；相反的，文中許多地方都透露出一個我們今日急需的邏輯概念。我寫作這篇專欄的目的，便是為了散播這個邏輯，並把《大帕夏》中所提出的迷人構想，推薦給我們軍隊中愛國的軍官們。
不過，要了解這個邏輯，我們必須先弄清楚該書的背景環境。設想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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