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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美國。儘管他在柏林時是一位完美的俄語作家，但一到美國就放棄了母語。他的父親，一位自由主義政治家，死於一次拙劣的謀殺事件，其情形與《微暗的火》中用無情的諷刺所描述的謀殺事件非常相似。納博科夫四十多歲到美國時，他不但丟掉了母語，還失去了父親、世襲財產和家人，親人們分散在世界各地。如果我們能記得這些納博科夫在真實生活中所遭受的磨礪，特別是他對洛麗塔、聖塞巴斯蒂安騎士和約翰·謝德所表現出的偉大同情心，那我們就不再會去“打落水狗”（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1]的話），批評他那奇特的惡意，譴責他那讓自己放棄一切政治興趣的傲慢，非難他那嘲弄甚至侮辱平常百姓粗魯舉止和庸俗趣味。
正如納博科夫迅速結束了對卡爾斯比姆那位理髮師的描述，他的殘酷也透過精妙的細節展現出來：人生中的一切——自然、他人、我們的環境、街道、城市中的方方面面——都不會對我們的痛苦和煩擾有所回應。這種意識讓我們想起洛麗塔對於死亡的看法（“你完全算是你自己的了”），而洛麗塔的繼父也很欣賞她的看法。讀納博科夫的深層快樂，在於我們能從中看到殘酷的真實：我們的生活與世界的邏輯並不符合。認識到這層真理，我們就會開始因為美本身來欣賞美。只有當我們發現了支配世界的深層邏輯，發現這個世界我們只能透過偉大的文學作品來欣賞時，我們才能從手中的美獲得安慰。最後，我們只能在納博科夫精彩的對稱、在他那自我指涉的笑話和映象遊戲、在他對光的讚美（這位自我意識總是很強的作家將這一特點稱為“稜鏡下的巴別”[2]）、在他那像蝴蝶彩翼一樣美麗的文章中，找到對生活殘酷的惟一辯護：亨伯特在失去洛麗塔之後，告訴讀者說，他惟一所剩的只有文字了，並以半開玩笑的口吻信口開河道“愛情是最後的避風港”。
進入這種避風港的代價就是殘忍，而殘忍則會引起我剛提到的負罪感。納博科夫的文章因殘酷而美，但也因殘酷而打折扣。亨伯特帶著小孩般的一派天真追求永恆的美，情況也是如此。我們能感覺到作者——敘述者，這部精彩小說的說話人，總是想克服這種負罪感。但他那無畏的憤世嫉俗、聰明過人的諷刺，以及動輒迴歸過去、迴歸童年記憶的做法，卻只能為這種追求添油加醋。
我們從納博科夫的回憶錄可以看到，他把童年當做黃金時代。儘管納博科夫寫作時，腦袋想的是托爾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Childhood, Boyhood,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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