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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讓他覺得激勵，因為“儘管如此，他還是寫出了作品”。
同樣，儘管如此，他還是寫出了這本關於勞倫斯的書。不僅如此，傑夫·戴爾還用他那自由自在的新文體，用如香料般遍灑在文字中的對勞倫斯作品的摘錄、描述和評論，為我們勾勒出了一個獨特的D.H.勞倫斯。我們從中得到的不是一個偉大作家乾癟的木乃伊，而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一種感覺，一種精神——一陣裹挾著勞倫斯靈魂的風，正如作者在朝聖之旅的盡頭，在新墨西哥勞倫斯去世的小屋的遊廊上，看到一隻搖椅和一把掃帚時發出的感慨：
不管它們是不是從勞倫斯時代就一直在那兒——幾乎可以肯定不是——那隻椅子和掃帚比我們見過的任何勞倫斯遺物都更能體現他的精神：它們仍然有用，它們存在的目的超越了生存下去的簡單需要。
在《一怒之下》的結尾，主人公再次剖析了自己為什麼對寫一本關於勞倫斯的書如此感興趣，原因是“為了讓自己對此完全不再感興趣”。然後他接著說，“一個人開始寫某本書是因為對某個主題感興趣；一個人寫完這本書是為了對這個主題不再感興趣：書本身便是這種轉化的一個記錄。”這是傑夫·戴爾定理的一個變體：他對某個主題是如此感興趣，以至於最終——在就這個主題寫了一本書之後——變得對它毫無興趣。
這句話可以說是對傑夫·戴爾寫作生涯的完美總結。今年五十五歲的他出版過兩部隨筆集、四部小說，以及六部無法歸類——“不屬於任何文體”——的作品。他的小說給他帶來的聲譽非常有限（這點我們稍後再談）。他的文學影響力主要建立在那六本——用勞倫斯的話說——怪書上。它們按時間順序分別是：《然而，很美》（關於爵士樂）、《索姆河失蹤戰士紀念碑》（關於一戰）、《一怒之下》（關於D.H.勞倫斯）、《懶人瑜伽》（關於旅行）、《此刻》（關於攝影），以及最新的《索娜》（關於塔可夫斯基的電影《潛行者》）。如果說這些看上去毫無聯絡的主題有什麼共同點，那就是它們都曾讓傑夫·戴爾“如此感興趣”，以至於要專門為它們寫本書，以便徹底耗盡自己對它們的興趣——然後轉向另一個興趣。
這也許正是為什麼他至今都沒有寫出一流小說的原因。因為他對寫小說——對純粹的虛構——從未“如此感興趣”。寫小說對他來說更像是出於一種責任，而不是興趣。在傑夫·戴爾的寫作中，“興趣”是個核心的關鍵詞。他最好的作品都源於興趣，源於熱愛，源於對愉悅、對快樂——對極樂——頑強而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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