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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中華文明當時遇到的最大野蠻力量，就是匈奴。對匈奴，秦始皇的對付辦法是築長城，漢武帝的對付辦法是戰爭。否則，匈奴一旦入主中原，很可能是文明的消解。後來匈奴被中華文明驅趕到西方去了，偉大的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就與他們有關。你看，羅馬文明，連帶著希臘文明，就此滅亡了。因此，漢武帝功不可沒。
那是個英雄的時代，開疆拓土，平定邊境，凱歌和悲歌交織，鋒芒和粗礪俱現。英雄時代的邏輯與平常時代是不太一樣的，司馬遷的悲劇也就是英雄時代的悲劇。
對於司馬遷悲劇的具體情節，我想大家都已經知道，我在《歷史的母本》中也已經作過系統論述，今天就不在這裡重複了。我只想說一說我對司馬遷的總體評價——正是這個在油燈下天天埋首的“刑餘之人”，規定了中國人幾千年的歷史意識、歷史責任、歷史規範。他使我們所有的人，都擁有了一個共同的家譜。
王安安：我聽到有一種說法，說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歷史”就是他們的信仰，中國人追求“不朽”靠的是“青史留名”，避免的是“遺臭萬年”。
餘秋雨：我很喜歡這種說法。不是“宗教的歷史”，而是“歷史的宗教”。歷史被擬人化為一個生命，能看到一切、裁判一切、獎懲一切。這個歷史，就具有亞宗教的人格力量。不錯，歷史在中國，不是太追求真實，而是追求著一種裁判和被裁判的權力。
不管是帝王將相，還是俠客遊士、文人騷客，他們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時候，都覺得自己的腦袋後面有一枝巨大的史筆，會記述自己所做的一切。這枝史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歷史，從正面來說，這枝史筆傳達了一種有關人間正義的基本界限。
我想對大家提一個問題。也有人說，在司馬遷之前，《春秋》和《尚書》其實都已經開闢了修史的傳統，那麼司馬遷在這個傳統當中，究竟有什麼特殊地位？他對後來整個中國歷史的發展和走向，有什麼特殊意義，其中有沒有負面意義？
王牧笛：我覺得司馬遷的特殊地位在於他是一個史學體例的開創者。在他之前，孔子賦予了歷史一種功能，就是“以史言志”，比如他寫《春秋》，是把某種自己的志向和理念融入到歷史的記錄當中，分辨善、惡、褒、貶，判斷是非。司馬遷把孔子的功能追求規整化為一種結構性體例。
王安安：除了一個結構性的體例外，《史記》還創造了許多“原型”的人物，比如我們會說誰是“項羽式的人物”“劉邦式的人物”。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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