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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物為核心的寫史的方式，影響深遠。現在很多歷史事件我們可能記得不那麼清楚了，但是那些人物卻留在了我們的文化記憶當中。
餘秋雨：你們兩位都說得很對。《春秋》，包括《尚書》，以一種大事記的方式提供了一種“史學理念”，但在“史學理念”之後還必須創造一個可以長久延續的“史學模式”。這個模式，就由司馬遷創造出來了。理念是像雲一樣飄蕩的東西，你可以仰望它的光彩，但是要完整地按照一定的格局和程式繼承下來，必須有模式。不僅僅史學是這樣，古今一切政治模式、商業模式都是如此。如果史學模式沒創造出來，這代人按照這種方式寫，那代人按照那種方式寫，上下缺少可比性，這也就構不成歷史氣脈。氣脈一散，文字歷史和真實歷史都會失魂落魄。世界其他一些古文明往往就出現了這個毛病，有一段歷史有記錄，有一段歷史是傳說，有一段歷史是空白。相比之下，中國的史學模式實在不凡，這首先要歸功於司馬遷。
同時，不管是理念還是模式，它應該被廣泛接受。它需要好讀，需要在人們的心中產生強烈的可接受的效應，而且接受的範圍必須超過史學界，超過少數精英階層。這是因為，歷史與每個人有關，這是它與哲學、藝術、科學不同的地方。正如安安所說，司馬遷的《史記》透過創造“原型”人物的方式使歷史具有了生動的形象性，代代都願意讀，於是模式具有了時間的下伸性。
裘小玉：秋雨老師，我們經常會說歷史是公正客觀的，可是我們也清楚地看到司馬遷個人的立場，或者說他自己的姿態、價值判斷在《史記》裡的強烈體現，這算不算客觀？應該如何看待這一點呢？比如說，寫到“垓下之圍”，英雄末路的項羽，唱起“力拔山兮氣蓋世”，與心愛的虞姬告別，最後的幾百個壯士也在這場戰役中犧牲了。那麼，是誰來目睹項羽臨終前的一系列富有戲劇化的表現呢？司馬遷沒有告訴我們這個材料的來源，就把它寫到《史記》裡面，我們也把它當做事實接受了。這個傳統延續到後面中國歷史的書寫當中，有怎樣的影響呢？
餘秋雨：你觸及了一個重大的學術問題，牽涉到了西方近代史學和中國古典史學之間的差別。為此，我要為中國古典史學講幾句話。
其一，到現在為止，沒有哪個西方歷史學家敢於擔保自己的歷史表述是徹底客觀的，儘管他們經常會以徹底客觀的面貌表現出來。
史料漫無邊際，而且永遠可以被挖掘。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幾個朋友攜帶家人一起外出遊玩，回來大家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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