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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已經很不相同，如果再過半年，彼此的印象就更加五花八門了。這還只是一次人數不多的小小郊遊。如果一個各色人等參與的大事件，彼此利益各有衝突，互相觀點各不相同，所見所聞又各有角度，大家在記述中都包含著大量的隱諱和誇張，又缺少當場對證和辯駁機制，時間一長，所謂“客觀”的歷史幾乎無從談起。這一點，二十世紀的法國新史學已經尖銳地指了出來，他們到後來只相信“心中的歷史”，或者說，只相信歷史在集體心理中的個別投影。這就是說，過去大量看起來“確證無疑”的歷史，其實都有明確的主觀立場，只不過在西方現代，都被科學主義的客觀形態掩飾了。司馬遷很誠實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這與當時流行的官場意志相比，已經比較客觀了。他把官場不喜歡也不在意的那些群落，比如失敗的英雄、孤獨的俠客，和其他種種“邊緣人物”也都一一寫了進去，讓我們看到了官場立場之外的世界。
其二，司馬遷怎麼知道項羽唱歌、虞姬自殺的具體情景？司馬遷其實有過不少考察，不僅有當時留下的文字資料，還包括大量的傳聞，他還親自到過那些地方。但是，他不像當代的歷史學家，要用大量的註釋來證明資料來源，中國曆來沒有這個傳統。如果司馬遷還在，你問他，他會告訴你當時是根據多少資料的集中對比才做出最後選擇的，但他沒有機會說明這一切，也不知道兩千年後還有一些西方學流派的博士論文必須以註釋來證明每一個觀點的來源。
因此，司馬遷的史學是一種“文學化的史學”，而不是“科學化的史學”。這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徵。但是，司馬遷畢竟是在寫史，因此他的文學又受到嚴格控制。例如，寫到傳說的地方，他會讓讀者感覺到這是傳說，彼此心照不宣。
過了幾千年以後，我們年輕的讀者才會對這樣的傳說產生了合理的疑問。司馬遷其實沒有消滅這些疑問，也沒有消滅自己說法之外的其他可能性，這對於一個古代歷史學家來說已經不錯了。我們今天可以評判他的得失利弊，目的是為了我們今天寫史，能夠用更好或者更科學的方式。但是，從更宏觀的歷史悖論來看，我們現在的選擇，真會比司馬遷更好嗎？其實我們沒有這個信心。
薩琳娜：秋雨老師，您認為《史記》所確立的價值觀念，對中國這個官本位的文化，有什麼樣的影響，是一種促進，還是有某種方面的制約呢？
餘秋雨：司馬遷的基本思維確實是“官本位”的。第一，他是一個史官，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獨立知識分子”；第二，身處英雄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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