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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專權，臣操威福，因此他對丞相制很不滿，他不信任手下，要把重大權力抓在自己的手裡。在胡惟庸被搞掉後，從此就再沒有設過宰相，而且不準後代子孫再設宰相。進而又發展出了一個龐大的行政司法系統，這又為我們後來講的文化專制主義提供了一個政治制度的保障，這是硬的方面。另一個發生在清朝，非常隱蔽。我們總在說乾隆皇帝搞《四庫全書》非常偉大，但大家可能不瞭解，因為我們中文系做古典文獻，有這門學問，據我瞭解，實際上幾乎任何一本書的四庫本都不是最好的本子。因為乾隆皇帝在整理蒐羅天下圖書的同時，也在毀禁一些書，剛開始蒐集的時候，所有明朝人寫的關於滿族、清朝的著作全部都被毀掉，後來就變成了歷代關於胡人的，比如說關於蒙古，關於金的，話說得不好的資料也全部被毀掉，再後來就更加喪心病狂，所有稍微有點牽連的也都被毀掉。這個雖然不流血，但是流毒可能更加深廣。而且“文字獄”在清代也達到了頂峰，讀書人噤若寒蟬。
王安安：我想提一下順治年間對江南知識分子階層和士大夫階層的三次比較重大的打擊。這就是秋雨老師前面提到的科場案。第一次是順治十四年時，發生了順天、江南、河南、山東、山西“五闈弊案”，最後江南闈十六房主考全部斬立決，數十人被判死或貶徙寧古塔。眾多江南知識分子備受打擊。
順治十八年（1661）江寧巡撫朱國治誣陷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和溧陽縣“抗糧”不交者一萬三千多人，衙役二百五十多人，要求朝廷嚴辦。結果現任官降二級呼叫，士紳被黜籍者有一萬多入，三千多人被捕。考中的進士、舉人、生員被罷免了，斯文掃地，學校一空。
餘秋雨：我很高興，你們掌握的材料不少。我希望大家對明、清兩代的文化專制主義有更深刻的認識，因為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巨大沼澤地。中國文化在近代和現代的悲哀，都與這個沼澤地有關。
我想告訴大家兩點：第一，明、清兩代的文化專制主義，在中國古代史上是空前的。秦始皇雖然也做過“焚書坑儒”的事，但那畢竟只是一個孤立的事件，不像明、清兩代，構成了對文化人的整體重壓和整體消解；第二，文化專制主義的最壞成果，在於全社會對文化人的遭難習以為常，在於文人中揭發、告密、批判者異常活躍，並永遠不會受到懲處，在於文化人頻頻遇害卻不知由頭，投訴無門，永無昭雪之日。這種氣氛，造成了文化創造勢頭的僵滯和終止，造成了文化人尊嚴的潰散，造成了中國文化自己衛護機制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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