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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西漢初年，劉邦雖然迫於形勢不得不推行“郡國並行制”，但無論是對於異姓諸侯王還是對劉姓諸侯王，劉邦實際上都多有防範，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在朝廷和諸侯國邊境地區的要隘、河津駐紮驛卒，對於關中和諸侯國來往人員嚴格盤查，同時嚴禁關中人口、財物流往諸侯國，並透過律令的方式，嚴禁諸侯國男子迎娶關中女子，嚴防諸侯間諜等。
呂后執政時期，鑑於呂氏與劉姓諸王日益緊張的關係，該項制度不僅得以沿用，而且執行的更為嚴格周密。漢文帝劉恆即位以來，由於自身威望難以鎮服各諸侯王，再加上朝中局勢極為緊張，漢文帝對劉姓諸侯王是既拉攏，又嚴防死守。
隨著漢文帝對朝政的掌控力度越來越大，再加上濟北王劉興居、淮南王劉長兩次叛亂事件的震懾，漢文帝劉恆的統治這才逐漸穩固。
隨著朝廷與諸侯王關係的緩解，漢文帝意識到，如果一味將朝廷與諸侯隔絕，只會使得雙方的隔閡日益嚴重，反倒無益於國家的穩定，因此他決定採用“仁義恩厚”的方式，加強雙方的來往交流，進而實現“天下同姓一家”的目標。
為此，在漢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漢文帝正式下詔“除關，無用傳”，即撤銷各地關卡，對於關中和諸侯國百姓、商賈的來往，也不再嚴格盤查身份證明，至於朝廷和諸侯王國之間的婚姻禁令等也隨之自動失效。
與此同時，隨著朝廷局勢的穩定，漢文帝也將治國的重點從權力博弈，逐漸轉向天下的治理，由此推出了一系列惠民政策。
該年，晁錯上了一道《論貴粟疏》，他在奏疏中說道，“如今最為重要的就是農耕，百姓一家五口人，要服徭役的就有兩個以上，不僅耕地較少、收成不足，而且還要負擔朝廷賦稅和麵臨各種天災人禍，結果依舊貧賤，而那些商人卻透過囤積糧食賺取錢財，不僅富得流油，還不需要耕種。
想要鼓勵務農，關鍵在於抬高糧價，而抬高糧價的辦法，就是允許百姓用糧食來求賞或免罰。現在應該號召百姓將糧食交給朝廷，允許透過納糧封爵或贖罪，這樣富人可以得到爵位，百姓可以得到錢財，糧食也不會被富人囤積而得到流通，而朝廷從富人那裡得到了糧食，便可以減輕百姓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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