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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寫這本書時，我想到兩種接觸納粹子女的方法，又不知哪種更為可行。我是應當與那些盡人皆知的納粹分子的後人交往，還是應當四處打探納粹家庭子女的姓名？第一種方法似乎更直接些。一條線索引發另一條線索，時隔不久，我已當面或透過電話同二十五名男女進行了接觸，他們的父親都可謂是納粹時期的頭面人物。
許多人拒絕接受採訪，一些人是因為他們已經開始了新生活，只想忘掉過去，另一些人擔心有人會要他們批判父輩，還有一些人是因為根本不願受到打擾。這些拒絕同我談話的人中，有赫爾曼·戈林的女兒，雖然我後來在一份雜誌上讀到了關於她的專訪。並非所有接受採訪的人，都會出現在我的書中。我希望我的書同時涉及納粹的顯要人物和普通追隨者。只注意納粹要人的子女會使本書別有一種意味，而這正是我力圖避免的。畢竟，第三帝國不僅僅是由領袖組成，恰恰相反，是為數眾多的忠實而體面的政府職員——警察、官員、鐵路職工、教師，等等，潤滑了納粹專制的車輪。我的興趣就在於這些人。我希望瞭解他們的子女：他們如何成長，知道些什麼，問過哪些問題，他們又是如何帶著這些秘密生活的。
就下層納粹分子而言，我依賴朋友和熟人提供的線索瞭解他們。如此一來，我與一些自願承認其父母是納粹分子的人建立了聯絡。因為我要採訪的是納粹子女，而非行兇作惡者，所以，我不大留意他們父母的所作所為。我只關心他們的想法，他們是否把父母當作納粹分子看待。我沒有同他們任何人的父母談過話。評價父母最重要的標準是兒女的看法。
本書無意裁斷以往種種暴行的輕重。有的納粹分子，要對千百人的死亡負責，有的只不過是一名小鎮鎮長，僅僅是將一些社會民主黨人關進監獄。對前者的子女，我並不一定就更感興趣。
我在最初接觸一些名聲不大的納粹分子的子女時，曾經犯下一些大錯。他們感覺到了一種挑剔的態度，因此將我拒之門外。有一些問題，我認為是無關緊要的，例如“你的父親是不是著名的黨衛隊軍官？”或“你不是一個納粹要人的兒子嗎？”，等等，卻讓許多人改變了主意，不願再接受採訪。
我逐漸明白，必須改變提問的方式。有了最初的經驗，我會將一些人的父親稱作“納粹時代的活躍人物”或“政治上的捲入者”。有時，我甚至許諾可以透過採訪來洗刷他們父輩受到的指控。
這樣，本書便包含了對各色人等的採訪，有名人的子女，也有普通人的子女；有人痛恨他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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