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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仍然崇拜他們；有人認為他們的父母是殺人犯，也有人認為他們是英雄，或是像任何其他人一樣的尋常百姓。我沒有費力去為這些納粹分子的子女分類，更沒有按照他們的態度去評判他們。這些事情要留給專家去做。我無意自稱書中的彙編是科學抽樣調查的結果。它不過是雜糅了當今德國和奧地利一些人的生活片斷。在我採訪的四十個人中，我發現他們對父母的行為反應各異。然而，儘管反應有種種不同，卻也存在一些相似之處。
令我感觸最深的一點或許是，戰後的一代人從未親眼看到他們的父母在納粹時代如何風光。那些身著黨衛軍制服、堅信希特勒和最後會取得勝利的容光煥發的“青年英雄”，已經屬於歷史。他們的子女，只有在照片上和書本中才能感受他們的輝煌。而在戰爭結束時和結束後，兒女記憶中的父母，卻並非如此，在大軍進逼下倉惶逃竄，遭受狂轟濫炸，無家可歸，求職無門，躲避盟軍警方的搜捕，鋃鐺入獄。在兒女們的記憶中，父母就是這樣一些犧牲品，一場輸掉了的戰爭的犧牲品。
一位婦女的父親是黨衛軍高階軍官，曾在集中營身居要職，她形容父親時說道：“一個神經質的、戰戰兢兢的人，整天害怕警察會來抓他。我們四口人擠在一間房裡，父親沒有工作，又不敢在白天出門。”她問道：“那些應對千百萬人的死負責任的權力狂，難道就是這副模樣嗎？我絕對看不出父親會有那麼大本事。”
這些納粹分子的子女從來沒有感受過父輩的正面形象，除非是在家庭中。父母將自己看作受害者，兒女們年幼時，也接受了這種看法。但他們一旦長大，多少知道了父母在戰爭時期充當的實際角色，自己往往又成為受害者——受其父母之害。我所採訪的許多人就是這樣看待自己的，他們認為自己是某種心態的受害者，雖然戰爭輸掉了，這種心態卻在家庭中造就了法西斯主義的氛圍。外部環境改變了，德國和奧地利早已成為民主國家，但民族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卻深深植根於那些行兇作惡者及其親友的頭腦中。因此，戰後的一代發現自己夾纏在外部的民主結構和家庭的法西斯結構之中。
下面的一封信很能說明問題，信是父親寫給兒子的，兒子是奧地利青年音樂家，愛上了一位猶太姑娘。
<blockquote><blockquote>親愛的赫維格：</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我今天寫這封信，事出有因。星期五，伊娜將要返回法蘭克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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