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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德”之核心精神，一方面又倡议各党都要“毁党造党”；也就是透过议题深刻的辩论，把原先一党的主张和精神打消，融入异己，最后化纷纭众志成为一个“二元对立”的国家思维。
在当时，这吆喝比起卖牛肉来不知难了千万倍，因为听不懂的听不懂，听懂了的也得装不懂。
一九〇八年章士钊带着他意料之外的妻子吴弱男共赴英伦，在爱丁堡大学主修法律、政治和逻辑，其间并长期为北京的《帝国日报》撰写专栏，呼应当时国内各个不同党派与势力对于“立宪”这件事的求知期待；他介绍欧西各国政党政治的许多篇通讯文字，也成为当时革命党和立宪派规划新政时不至于向壁虚造、画饼充饥，可以勉为参考的佐券。
章士钊大约可以称得上是二十世纪初极活跃而负盛名的“海外学人”，深造同时也不期而然地为推翻一个腐败的王朝下了思想层次的指导棋，为时三载，直到武昌起义，他立刻束装返国——显然他仍然希望能以所学，有用于时。
然而，他太过天真而又太过执着于“议员当分两党、而亦仅分两党”的言论。对于共和初肇的民国来说，实在取法过高，取义过深，也取径过难。要让众口喧呶、莫衷一是的无数个党中有派，派下有系，系内还有你是我非、前因后故乃至于种种恩怨的圈子，通过公开辩论，整合成“二元对立”的两造，各造之内，但举其相侔主张之大端，而去其相异论旨之骈歧，共襄互助，以成最大公约数之共识，且只在公共社会思想之终极问题上与完全对立的敌党作义利之辩、君子之争，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有一种虚浮、荒诞的理想主义色彩。
以宪法为前提，以国会为场域，才有所谓政党。放诸行宪的国度来看，这是基本常识，也是章士钊所斤斤坚执者。但是相对而言，民国前的同盟会、民元时的国民党，甚至民国三年的中华革命党，就怎么看都不堪、不配称为一个政党了。
就论理而言，发动革命之最激进而付出重大牺牲的主要势力，竟然不是一个它本身所一向宣称的政党，而是章士钊所谓的“徒党”“朋党”和“帮会”而已。此论在平时还可以付诸理性之商量，名实之析辩，但是在袁世凯操纵北洋军事力量以挟制清廷、裹胁革命的时机之下，就有迂阔不识时务的气味。
来自各方的强大压力不小，他旋即离开了归国之后一向栖倚谠论的《民立报》，愤切之语如此：“革命党贪天之功，于稍异己者妄挟一顺生逆死之见以倒行而逆施。”在民国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创刊发行《独立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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